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
“中国崩溃论”在美国学术界、企业界基本算是不入主流的话题，预测中国崩溃的学者最终都沦为笑柄。比如，该论始作俑者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在研究圈已“混”不下去了；2011年以惊世骇俗的《中国会崩溃吗》一文在中国媒体圈爆火的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美国学界常被视为专栏写手，而非教授；最近，以《中国即将崩溃》一文再掀风波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也是口碑不佳之人。
去年以来，笔者曾在《“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中国经济“增长极限论”没有道理》等多篇文章列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轮“中国崩溃论”的来龙去脉，并反驳个中逻辑，在此不再赘述。笔者想与大家及相关机构共同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仍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崩溃”这个伪命题乐此不疲？除了在中文媒体上反驳，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应对这个在美国尚且都“不入主流”的话题吗？我们能否有反制“中国崩溃论”的非文本化的手段？
在国内外局势极度复杂的今天，能否很好地化解国际舆论对中国发展的干扰，影响着中国能否平稳度过目前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也影响着中国能否平安趟过当下结构调整的深水区。史料表明，1985年以后苏联改革的最终失败，进而导致国家解体，与国家的舆论门户大开，无力回应欧美舆论对苏联改革各种蛊惑性、煽动性与恐吓式的声音有很大关系。有学者把西方舆论冲击苏联的过程概括为：外界的舆论冲击—国内社会的不稳定情绪—本国反制无力—国内彻底失控—国家解体。
当然，中国目前的社会承受力和政策定力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应以包容之心、从容之态从外界诸多建设性的批评声中汲取警示之营养。但对看似振振有词、实则是泼妇骂街似的诅咒式话语，没有理由让其喋喋不休地持续下去。正所谓君子“恶讦以为直者”，现在应是终结所谓“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了。
多年来中国人对此起彼伏的“崩溃论”、“威胁论”的反击见效甚微，究其原因，源于中国人对国际舆论的博弈规则了解不深，也源于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对内不够团结、对外缺乏自信，更源于当前我们积极设置国际议程、主动引导国际舆论的能力还亟待加强。相比之下，像韩国、以色列、新加坡等中小国家对不利于本国言论的反击，以及对本国形象的积极塑造，比中国要见效得多。总结起来，大体有三种办法。
一是依法反击，重创恶意媒体的实际经济利益。欧美媒体对新加坡、以色列两国的报道，一向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引发两国机构或个人的抗议，甚至惹上官司。新加坡刚独立时，欧美媒体视其为后殖民地时代的不驯者，动辄对新加坡口诛笔伐，哄抬新加坡的反对派。于是，李光耀果断推行限制外国媒体在新加坡发行量的法令，《时代》周刊在新加坡销量一度被削减80%多，《华尔街日报》发行量骤降92%。同时，一发现欧美媒体对新加坡有不实、不良报道，就会一张状纸将媒体告到当地法庭。胜诉与否暂且不论，几轮下来，欧美媒体就因疲于司法而不敢造次。以色列的办法比新加坡更“激进”。比如，2006年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公开著文，批评以色列集团绑架美国的外交政策，结果招致美国犹太人全国性的反对运动，几乎成为21世纪头十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最大舆论事件。犹太势力利用各种传媒，将两位教授比成“三K党人”、“纳粹同情分子”，组团到学校抗议，要求解雇两位教授，“吓”得其他学者与媒体噤若寒蝉。相比之下，中国对境外不实言论，要“宽容”得多。事实上，一切依法办事，以经济利益为切入口，定能拿捏那些发表恶意言论的欧美媒体。
二是思想共识，集体抵制境外那些对本国的叫骂者。在美国，很少会出现对本国不利国际言论的反驳潮，更不会出资邀请那些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友好的外国人。在他们看来，这几近于“养虎为患”，抬高对手身价。相比之下，中国长期以来对海外对华支持者、舆论对华力挺者的回馈远远不够，有时还常将那些叫骂者视为座上宾。沈大伟在其新论“中国崩溃”中，就罗列2014年两次受邀参加中国高端会议的经历；克鲁格曼几年前受邀到中国，以“走穴”之态，数日赚走了数百万元的演讲费。叫骂者赚得盆满钵满，支持者反而受到冷遇，这种现象不应再继续下去。中国知识界、企业界和媒体界应当有一个“不受中国人欢迎的海外学者名单”，让他们远离中国思想市场，成为中国思想界的边缘人。去年香港某明星公开叫嚣内地，结果他的几部电影票房都惨淡不堪，其制作团体被迫数次向内地观众道歉。从这个方面看，中国知识界要向电影界的观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