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握潮流、创造历史的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我们要掌握的其实是如何化解矛盾以及跨越种种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福利陷阱”，具体的陷阱形式中，还有已经被很多人意识到的“塔西佗陷阱”。2000多年前的历史学、政治学家塔西佗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个政府公信力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政府的所有决策即使是正确的，也会无济于事，局面将变得不可收拾。我们在某些局部场合（如瓮安事件），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威胁。另外，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住房问题时，已提出了“福利陷阱”问题。虽然我们应该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涉及直接利益的事情做起，但作为调控主体，还必须考虑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根本利益之间怎么样权衡，否则福利陷阱会把我们拖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前车之鉴，就是一些拉美国家。一百多年前，阿根廷与美国的人均GDP等经济指标不相上下，但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头号强国这么长时间，阿根廷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蹶不振，“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其结果不仅是福利不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也全没有了，引出多少社会动荡，多少血泪辛酸。中国经过前面三十几年的发展，有了历史性的新起点，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以后决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实现“中国梦”。如何真正避免这些陷阱，是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真问题。要使其中复杂的利益协调相对平稳地进行，需要以法治化建设的进步来提供保障条件。
中国如何真正走向现代化国家
西方主流意识中的“现代化”是在告别“黑暗的中世纪”后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转折点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有很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引导形成的主流意识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追求确立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
十八大提炼的三个层次二十四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包容了所有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不断提升的主流要素。必须承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某些属于人性的东西是相通的。比如，孔孟之道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完全立得住，是普世的，只要明确这个立场，就一定会引到博爱，一定会引到按照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取向来处理人际关系。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虽然“现代化”这种主流意识带有一定的西方色彩，但却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西方中心论，不能在文明比较的情况下认为西方的都立得住，东方的都立不住，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东方的一些东西，在我们合理地发掘它的积极因素之后，要使之更好地跟外部世界互动，形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虽然道路很漫长，但是趋势越来越清楚：在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如果不寻求多赢共赢，可能会处处碰壁，甚至头破血流。相反，如果更多地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民主法治和相互尊重，那可能就是增加朋友、减少敌人。
人们说到的“现代化”横向比较的概念，是不断动态推进的组合，这个动态推进也需要依靠一些基本原理去实现。比如，“自由”应是法治限制之下的，否则无法处理个体自由间的冲突；“民主”要走向共和，否则可能引出“多数人的暴政”。共和是承认所有参与主体的诉求都应该得到尊重和表达，然后做理性的讨论，寻求最大公约数。所以，我不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可以贴东、西方标签的问题，应该在全球化新阶段东、西方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综合境界。
我很赞同冯仑的一个实际上讲共性的比较概括性的表述——人类文明提升的过程可分为几个阶段：公共资源、公共权利的配置即公共事务是在哪个阶段都躲不开的，比较初级的解决形式叫做“宫廷解决”，氏族公社后期开始私有制因素影响公共权利使用之后，带来了冲突，宫廷解决就是宫廷政变式的你死我活。比如，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改朝换代，很多的皇帝就是在你死我活之中把对手包括亲兄弟统统杀光，自己才能坐稳江山，这种残酷的宫廷解决显然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第二个阶段的解决方式叫做“广场解决”，更多的人知情，在广场上大家一起来做“群体事件”式的解决。但是广场解决的实际结果往往达不到一个平衡点，无法解决后，就会由广场解决转变为“战场解决”，当下最典型的就是前些时候在中东和埃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演变，广场的派别对抗演变成夺人性命的流血事件。现代人类文明最值得推崇的解决方式是“会场解决”，最典型的是美国酝酿宪法，在费城会场里讨论一百多天，从议事规则一点一点抠起，最后抠出美国宪法。“会场解决”后没有简单的谁输谁赢，或者说输方不注定永远是输方，下一轮可以按规则继续再来，这有点类似于奥林匹克，大家遵从一个中立的公正裁判。
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化国家，不是贴东西方标签的问题，而是在看到前边的探索之后，把各种人类文明提升的要素，真正综合在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联结里，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制度安排，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探索，也有种种细节的问题。一句话概括：我不同意简单的单线文明论、西方中心论，但要承认文艺复兴直接引导了似带有一定偶然性、实际上决定了其后世界全貌的工业革命，以及和一些特定的因素汇集支撑美国形成一个世界头号强国的全套要素组合。中国的民族伟大复兴，要认同“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潮流，争取达到把中西方所有的文明要素组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