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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中国改革发展的四个问题之我见

核心提示: 现在的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是超部门的,但是仍要加强统筹权威,不能使改革方案由部门主导决定。《道德经》讲,行大道者,要“超然”,改革一定要超越部门利益。

今天的会议,有情况,有分析,有判断,当中也渗透了一部分对高层的建议。下面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领域涉及到的战略层面问题,提四点意见:

一、准确把握新阶段的经济特征,注意克服“新常态”流行过程中的庸俗化和泛化现象

对于下一步经济发展趋势如何,内部讨论有不同见解。有的论者比较乐观,认为中国未来仍能够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有的比较悲观一点,认为主流对形势判断有误,“出现危机不是很远”;我个人的观点是:“衰退性风险已现;系统性风险可控”。我们不能掩盖衰退这个矛盾,当然,近期内也不会爆发危机。

这里,我重点对流行的“新常态”这个命题谈一点看法。

“新常态”这一概念,已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作为一个正式理念提出,而且还不是某一个人的理念。我曾经研究过这个概念的缘起。这个概念是美国的一位实业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提出来的,它的提出者是美国人,不是中国学者。当时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而言的,就是说,美国原来的那种“高消费、低储蓄、多借债”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要进入一个新的状态当中,所以他提出了“新常态”这一概念。这是词汇的缘起。传到中国以后,国内学者翻译成这个词,他们自己觉得挺好,便把“球”传到有关方面,这是“二传”,后面还有“三传”和“四传”等,一直传到现在。

我现在想说决策者采用它想表达什么?它的实质是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以后出现的“新状态”。“新常态”一词是针对“老常态”而言的。依我之见,“老”和“常”搭配的“老常态”一词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它主要是指经济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3经济增速年平均达到9.8%,一直延续了30多年,可谓既“老”又“常”。相对于此而言,提出“新常态”一词(撇开“新”和“常”搭配上不够协调,我这里暂且不谈)所要表达的思想无非是指“新阶段”的“新状态”。

所谓“新状态”是指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样一种状态,或者称为“速度换挡”和“动力转换”。但是我要说,“换挡”也罢,“动力转换”也罢,中高速增长这一档应该是有严格的区间界限的,或者说,它应该是有“底线”的。底线在哪里?根据我国体量和形势的变化,就近几年而言,我看大体可锁定在6%-7%左右。如果跌破这一底线,我认为就不能称为“新常态”,而是“非常态”了。

现在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有两条。

第一,不做区间分析,笼统地把“低速”和“过剩”称之为“新常态”,这就可能掩盖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一些深层的矛盾。这就好比当年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面那个负责报警的更夫,吆喝“平安无事喽”。这种解释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平安无事的假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有一种掩盖问题、平滑社会现实甚至是某种粉饰的倾向。

第二,对“新常态”使用的泛化。本来提出“新常态”,是指“经济新常态”,而且有它特有的内涵(实际上有某种去曲解)。但现在又扩展到“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新常态”等等,甚至把意识形态领域的“严控”也称之为“新常态”,俨然已演变成处处都是“新常态”。如果继续这样,可能会把这一命题搞乱令人生烦。因此,我建议,要注意克服“新常态”流行过程中的庸俗化和泛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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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焦杨]
标签: 常修泽   中国改革   发展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