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治理理念创新的现实诉求
美国学者福山强调：“民主制度的运作要求民主的价值观必须被内化到公民的自我意识中去。鉴于此，有必要对社会治理理念创新的现实诉求做以分析。
首先，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对社会治理理念的束缚。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之久，传统的政治思想相当系统、精密，在中华民族主体形象创造过程中，沉淀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其外在特征主要表现为以“经世致用”作为主要的价值取向，不注重理论的建构和研究，偏重政治实践历练，不骛于空想，不弛于虚声，杂糅于经验当中，其主要内容是对于人事原则和为政、从政、治国牧民的探讨，滞留于王道与霸道、德治与礼治的争论，未能形成系统、可操作的政治制度模式；虽然重视民本主义，但也不过是统治者对于被压迫生灵的居高临下的怜悯和恩赐。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德是人的终极根据，是人的生命尺度和价值依据，“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身体力行的纲常观念教化民众；法治仅成为辅助的手段。这种政治的教化被涂抹上神圣的光彩而形成了泛政治化的传统，政治意识扎根于民众的一般意识当中，反权威的民主意识被完全压制和批判，以政治为尺度来评判善恶成为中国的一大文化现象。
从内在的特征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存结构是推崇个人对社会的无底限适应，通过个人严格的自我修养，达到身心的平衡，以臻物我两忘，顺应自然，缺乏向外扩张的开拓精神和自立自强的探索力量。个人被捆绑在仁爱、贡献的群体本位当中，在面对社会和家族的利益时，积极地消灭个性，主动依附于社会网络，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伦理道德作为人际关系的衡量范畴，转化为评价一切政治行为的价值尺度，封建伦理作为先验的法则来规制整个社会的表象，并成为普遍性的精神束缚，吞灭了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政治心理影响着整个社会治理行为的心理投射，并作为一种晴雨表来反映人们对社会治理现象的评价和认识，治理行为只有深刻捕捉到主体的政治心理，才能获得进一步认同、了解到主体的情绪和愿望，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新公共管理思想对社会治理理念的影响。通过对社会管理行为的不断摸索和创新，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思想作为一种先进的治理思想传入中国，新公共管理思想是西方国家在实践中沉淀、结晶成为的一种管理思想，源于人们对社会治理的困惑和寻求答案的自觉，渗透着人们对社会治理的主观评价和选择。新公共管理思想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与客观描述、因果分析、价值评判、具体操作四个过程和方面息息相关、相互作用。通过西方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动力因素、理想方案之间相互碰撞和作用，加速了整个社会治理过程的成熟化和明晰。这样的思想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居于首要指导思想，最早、最敏锐地洞悉社会治理过程中变革的影响，并导致社会治理的嬗变，通过长期的灌输和积淀，逐渐转化为社会治理的行为准则。
公共管理思想在改革过程中经常被发展中国家视作一种普世的规范模式加以接受，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样的治理思想背后所隐藏的价值取向和特定的环境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虽被认为是万用良药受到热烈的追捧，但其背后隐藏的是发达的经济技术、完善的市场机制、理性的官僚体制和成熟的公民社会，因此，也使这种管理模式产生了相对狭隘的基础性和实践中悖谬。虽然强调了管理主体角色的重要性，但为了增强主体的参与程度而过分地强调分权和竞争，从而导致不同主体之间缺乏合作的空间，公共管理呈碎片化；为了使公民享受“顾客式”的服务反而使另一部分人排斥在公共服务之外；技术官僚、利益团体、社会精英对政策制定的操控，也使大部分公民对政府的决策无缘参与。如果参与社会管理的合作主体之间无法实现良好的协调合作，那么社会治理的模式就无法实现资源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治理也会陷入失灵状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看，新公共管理思想对社会治理理念影响较大，但从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官僚体制的发展程度和法治化的成熟度来看，如果盲目地将这种管理模式植入社会治理理念中，有可能形成“淮橘成枳”的尴尬状况。
最后，公民治理薄弱对社会治理理念的影响。美国学者博克斯提出：“今天的创新是一个创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的复兴实验过程”，他指出：“公民应该在公共管理中扮演积极的主人角色”。广大公民可以通过对社会治理思想的价值判断，进行美好和善治的评价，形成社会治理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评价活动相组合的系统体系。这种价值观念一旦被人们接受，就会反作用于政治活动的过程，其价值观念逐步沉淀，之后分解为各种具体的见解、观点、态度，从而影响人们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态度，制约人们对政治生存活动样式和行为模式的选取。它反映着社会治理价值观念的客观本质，内蕴着人们对社会治理行为的审视和判断，人们会把这种价值观念作为价值行为的准则和标准，形成规范性或非规范性的习俗传统和律条规章。
从最低限度来看，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初具雏形。但从充分意义上讲，目前的公民社会还不够成熟，缺乏组织化、网络化、成熟化的公民社会，农村缺乏社会合作组织，参与人数稀少，城市社区的非政府组织官方性质浓郁，缺少自主性。在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交换和关系本位观念还在广大公民中存在，这也增加了信任成本，导致了公民之间合作效率的降低，加之公民参与制度的形式化问题，都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发展，进而妨碍了公民治理的脚步和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