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社会文教支出占比，解决财政“缺位”问题。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我国社会文教支出目前占比较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科技驱动型转变，需要提高社会文教支出占比。政府在社会文教支出领域的“缺位”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应加大财政教育支出力度，突出教育支出的公共性；加强财政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增加财政卫生资金的支出，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占比，解决机构冗余问题。行政管理支出是政府部门顺利运转的基础，但其归根结底是消费性支出，比重过高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占比，解决机构冗余问题且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顺利运转，发挥其为市场服务的功能，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内容。应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减少“越位”，提高工作效率；以机构改革为契机，推动部分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改变政府机构臃肿的状况；提高行政管理费用运营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加强财政支出监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是影响我国财政支出发挥作用的重要问题。应重视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建立“规范、高效、安全”的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变财政支出过程“重分配，轻管理”的问题；推行和完善财政公开制度，不断提高财政支出透明度；完善财政支出的监督和考核机制以及财政支出的公共决策机制，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管。
“新常态”思想的战略意义
邱海平：大家以上探讨了“新常态”的内涵、特征，以及“新常态”下的改革方向和改革重点等问题。最后，我还想从更宏观的层面谈一谈“新常态”思想和理论的战略意义。我在前面谈到，应该从国际经济形势与国内经济形势互动这个角度理解“新常态”。在当今世界，中国经济不仅深受世界形势影响，也会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理解这一点，对正确把握 “新常态”的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首先，我们必须破除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迷信。自清朝晚期以降，中国长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有鸦片战争的屈辱，更有甲午战争的惨败，由此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虽然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继承和发扬了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仍在一些国人心中挥之不去。这种心理状态不克服，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不可能实现。2008年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时至今日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给那些惯于崇洋媚外的人以棒喝，也极大增强了国民普遍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也应该继续保有这份自信心。
其次，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华民族的人类责任感，争取为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甘当外国的“小学生”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但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前景暗淡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习惯于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跑，就完全不应该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科技创新、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教育发展和国民素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等各方面，已经具备了承担更多国际和人类义务和责任的条件。这一点，连西方发达国家的政要都已经认识到了，他们不是都在讲要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吗？在“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探索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模式和道路，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是我们需要认识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再次，我们必须从引领世界的高度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设计。中华民族面临伟大复兴的难得历史机遇。要把这种机遇转化为现实，就必须深刻认识实现这个机遇的各种条件和要素。世界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引领世界，不仅必须是一个大体量的经济体，而且还要拥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发达的科技教育水平和先进的文化等。如何从引领世界的高度来审视和安排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我们只有从世界格局和特定阶段的具体形势出发，充分利用和把握世界发展提供的机遇，同时充分认识和积极应对国际形势提出的各种挑战，才能更好地明确未来的改革方向和改革重点。从这个角度说，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有效推进中国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应该成为中国2015年以及未来一段时期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头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