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财税、金融改革有望得到重大突破。当前制约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瓶颈是财税、金融体制不合理，不论从提高整体经济效益角度，还是为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都需要加大财政、金融两大宏观经济领域的改革，并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首先是加大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加快房产税、环境保护税的立法和实施；其次是扩大地方债的试点范围和规模，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定价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化约束，维护投资者权益和市场信心；再次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尽快出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鼓励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建设。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金融改革的重点将集中在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使中国从“高储蓄”向“高资本形成率”转型，形成有利于促进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均衡，配合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和“自贸区”建设等宏观战略的实施。
五是国企改革或将有重大进展。2014年由于国家层面方案没有出台，地方国企改革突破较少，随着顶层设计方案的出台，2015年国企改革料将有大进展和大动作。现在国企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分类不清，在理论上没有一个恰当定义和清晰概念。笼统地谈国企改革，不仅改革难度大，而且改革也很难推行下去。因此，准确分类是实现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要一步。预料2015年中国国有企业将在分类的基础上，渐次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董事会和高管制度、员工持股计划等多项改革。这些改革将促进主体平等、资本融合、产权流转和市场开放，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拓展民营资本的市场空间，增强市场机制的一体化程度，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释放重要的市场空间和效率空间。
一个重点是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提供支撑。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体制机制创新对经济平稳增长尤为重要。其一，加大体制创新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既包括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也包括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把健康、休闲旅游、文化等培育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快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带动东中西、南北的经济融合，以优化产业和区域交通一体化为核心，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其二，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着力推动中国经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主要是提高一些战略性产业（汽车、节能环保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支持已形成一定新优势的产业（如高铁、光伏产业、造船业和支线飞机）继续做大做强。其三，加快和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在“新常态”下，服务业是结构升级、扩大就业、缩小收入分配的重要渠道。服务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短板，由于受各种体制机制和政策的限制，目前发展速度仍然偏低，必须从改革和开放两方面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强劲推进力，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进而把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与促进服务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经济可持续增长
刘震：我想谈谈“新常态”下财政支出改革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财政支出总量扩张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面对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积极财政政策使我国经济在极端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实现了平稳增长。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自主调整和逐步回归理性，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两位数的态势不再是常态，财政收入的增速随之放缓。在财政收入趋紧的约束下，以大规模的财政总量扩张政策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无法持续，必须寻求改革。但我不同意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的“我国财政支出规模过大”，我认为我国的财政支出不是规模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在合理的支出结构下，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不是过大而是过小。在全面深入推进改革的当下，财政支出改革无疑对于我国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地方债务风险、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有重要意义。我建议，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占比，解决财政“越位”问题。由于唯经济增长目标的考核导向，一段时间以来地方各级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政府过多承担了本应由市场承担的功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主导作用，造成了价格信号的扭曲。同时，根据实证检验结论可知，经济建设支出占比过高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因此，当前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首先要切实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占比，解决财政“越位”问题，将政府对经济作用更多发挥在宏观调控领域，在微观领域更加突出市场的作用。具体来说，应优化资金投向，经济建设支出要偏向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经济建设支出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和生产流通环节退出，更多发挥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变政府官员的考核激励指标，增加民生指标、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指标在官员考核激励中的权重，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