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聪明之处，在于善于利用现有的资源，使自己得到最大化的利益。身为女人，她有让李治心动的所在，在悄无声息中，她让帝国的皇帝为她铺平了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黄仁宇先生认为，这并非是一般史家所称的“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才引起这段‘女患’。”“现存资料不能证实他在长期做傀儡皇帝。况且他的好动好改变，与武后不相上下。武后执政期间改年号十六次，高宗就改了十四次。他建蓬莱宫、合璧宫、九成宫和镜宫，都具有打破传统的作风。有了这么多的事迹，可见他纵听任武则天，让她专擅，不能就算庸碌。”
李治当然不算庸君，他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和威望超过了李世民时代。黄先生强调，他任武后自专，是看中她确有过人的治国才能。否则李治在位34年间，不会“一再在臣下面前标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
显然，武则天在高宗朝获得的无与伦比的地位，以致在690年如黄先生所言的“革唐命而开创一个周朝”，与一般所谓的“女人乱国”有着不同的意含。事实上，黄先生已为我们后来的读史者概括出武则天的一种手段：制人如制马，决断而不留情面，不过这并不妨碍对能臣的欣赏。黄先生说“狄仁杰任刺史，后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屡因事关原则，冒死直言，赢得武后几分的尊敬”。
治国与驭人是一回事，有时需几分明白几分糊涂，有时则需洞察秋毫，立威于当下。唯有如此，黄仁宇先生指出“她的政权，才能为她本人及她亲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经过几十年宫廷争斗的洗礼，武则天深谙此道。拿前者来说，黄先生已为我们指出这段故事——
“她到七十多岁的时候又以美少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及女儿太平公主燕居作乐。司刑少卿桓彦范上书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髻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乱罪多，自招其咎’。武则天置而不问也不追究进谏人。
后者，则是她重用来俊臣，造成黄先生所称的“特务政治”和“恐怖政策”，设“铜匦”，使国家进入全民告密时代，人人自危而不敢言。至她为女主的后期，已实无威胁她的人物或集团。
武则天的事迹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范围，就连黄先生也称“我开始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常感到一类题材，不易处置。武则天也是其中之一。”武则天本人是否也会有同样的看法？她是否觉得自己过于复杂而不易亲近，过于强势而不易理解？史书记载，晚年的武则天身边除了男宠，没有可亲近信赖的人，女儿太平公主与她似乎也早已产生了间隙。
在她的生命之花即将凋零之际，她与感业寺时的自己一样寂寞，但她似乎不愿承认内心的空荡。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让她不再感到新鲜与刺激，亲情也难以寻觅熟悉的身影。或许我们可以说，她穷得只剩下权力。她当然可以让人生表现得再温情一些，然而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回顾往事，武则天是否会黯然神伤不得而知，即便内忧惆怅，外人也觉察不出，她只会让这种情绪在腹内翻江倒海而不露。她之所以能控制这个庞大的帝国，首先是因为她能控制自己。寂寞于她而言，或许只是一个笑话。
黄仁宇先生说“中宗与睿宗，俱是武则天的儿子，而且兹后唐朝其他十五个皇帝也全是他的孙辈和后裔。”这表现出武则天的实际影响力，但就现实层面而言，已无必然的意义。她只能在无字碑中向世人诉说她说不完的心事。
本文摘自《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