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最后这句话：“超越时空的逻辑取代不了现实的世界”，这说明陈先生在做这个判断时完全是以冷静的观察与现实为依据的，在现实主义的视野下，对欧洲一体化进行实事求是的检验。为证明自己的判断，他特别指出以下一些事实，例如在两位“欧洲之父”法国的莫内和舒曼那里，他们提出法德煤钢联营，其初衷是防止鲁尔工业区再度落到德国手里，为德帝国的复苏创造条件；换句话说，他们是想让法国的力量渗透到德国的重工业中去，从而控制住德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在德国方面，阿登纳也看出与法国的合作是振兴欧洲的一个机会，可以在美、苏之间制造出“第三种力量”。（第75页）由此可见，欧盟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不可跨越的自我悖论，即“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悖论：“只要还存在着‘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就会阻碍着‘联盟’的目标的实现，每面临一项涉及民族利益的现实问题，‘联盟’自身便显得软弱无力。”（第55页）这就是陈先生从事实中总结出、又不断被事实所证明的结论。事实上，欧洲一体化数十年的历史不断重复这个悖论——从《罗马条约》的行之无效，到《巴黎宪章》的盲目乐观，再到2008年以后的“欧债危机”（可惜陈先生不能亲眼目睹这场危机的演化），都在展现“一个直到今天也没有克服的矛盾，这就是条约的‘超主权’性质和民族主权之间的矛盾。”（“罗马条约”见76-78页，“巴黎宪章”见167-169页，引言见第79页）
“欧盟”的最终形成，仍旧有赖于外来的国际压力。80年代的实际情况是：西欧各国都感受到强大的经济压力，一方面是经济萎缩，另一方面是美国和日本的强劲竞争，面对这种局面，西欧各国的政治精英们终于痛下“政治决心”，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同市场”来拯救欧洲，遏制欧洲持续衰落的势头。这样，才有了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及后来的“欧元”。不是这种使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意识到只有“联合”才有出路的国际环境，“一体化”恐怕仍旧是说得多、做得少。陈先生对历时近40年之久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做了如此结论。（第88-93页）
总之，以这样的视野来观察欧洲一体化和欧洲联盟，就在“永久和平”的道德光圈之外，看到了“欧洲振兴”的现实要求，或者说“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陈先生特意引用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科尔的两段话，来标志“欧洲民族主义”。密特朗说：“欧洲将不再是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认识的那个欧洲，这是很显然的。昨天，它还依附于两个超级大国，将来，它将像人们回到家里一样回到它的历史和地理中去。”科尔说：“我们古老的大陆欧洲又回来了，带着新的力量和新的自信心。我们驳斥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人们关于即将面临‘欧洲硬化症’危险的忧郁的预言，今天，欧洲处在全世界政治事件的中心，它又是世界政治的主体了，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客体了。”（第167-168页）因此在陈先生看来，欧洲联盟具有对内的“联盟”和对外的“保护主义”的双重性质：内部的“民族性”和外部的“欧洲性”将同时并存，如果以为这种双重性质会在短期内消失，那只是乌托邦。（第54-56，114页）
这个判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能够解释战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并且预见了自2008年开始的“欧债危机”中，为什么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会有“非欧洲”的表现，而且“非欧洲”本性比“欧洲”本性更根深蒂固。在延至今日的这场危机中，欧洲国家在欧洲内部表现出“民族性”，都不愿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牺牲自己的“国家”；但另一方面，“欧洲”又在为欧元奋斗，为“欧洲”奋战，全力抵御美国和世界其他强势经济体（包括中国）的侵袭。陈先生对欧洲一体化双重性质的分析独具慧眼，同时又入木三分。可惜的他似乎未能充分展开他的思想——按照这个思路，欧洲一体化应该是构建“欧洲民族国家”的努力，欧盟是这个“国家”的雏形。但一旦“欧洲民族国家”真的出现了，它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世界会不会喜欢它，美国会不会欣赏它？美国如果不喜欢这个“国家”，它会怎样处置它？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自然延伸的，而且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徐徐展现，但陈先生却没有将这些问题延伸开来，留下了许多遗憾。
可是陈先生仍旧指出了“欧洲一体化”缘起之中另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新的国际对抗在欧洲布局，按丘吉尔的说法：一道铁幕在欧洲落下，把欧洲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冷战对“欧洲一体化”的催生作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个事实在后来许多论者那里却经常地、有意无意地被忘却，于是“一体化”作为一种国际对抗的特殊形式就被消解了，完全变成了“化剑为犁”。陈先生却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政治因素促成了西欧大陆国家的有限的联合”，第一个因素是苏联和东欧结合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它具有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攻势”，对西方造成巨大的威胁；第二个因素是德国被彻底打败，分别被东、西方占领，在“西方”，它已不再是威胁性力量，相反已经成为西方的一部分。用这个逻辑往下推演就可以知道，二战结束后“西方”的敌人已经变位，苏联成为头号劲敌，因此陈先生会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冷战’的思维对待对方，需要一个政治上联合起来的西欧大陆筑起一道‘防水层’”；西欧的联合“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关系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衰和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竞赛中孰胜孰负的大问题”。（第70-71页）联想到亨廷顿将这个“竞赛”定义为“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欧洲联合就是这个冲突的大战略了。换句话说，二战之后的欧洲时局是：热战变成了冷战，抗德换成了抗俄。在陈先生那里，冷战是西欧联合的重要背景，也是重要推手；但联合的目标显然不是和平，而是一场特殊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后以西方的胜利而告终。
由此看来，欧洲联合一方面是在西方范围内应对美、日的强劲挤压，另一方面是在西方范围外打一场资本主义保卫战。对“欧洲”而言，两方面都意味着“保卫欧洲”（其实是保卫“西欧”），因此是生死攸关的。至此，陈先生对“欧洲一体化”的分析已经非常深刻了，远远超出了多数论者。但这样的分析显然是现实主义的，陈先生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看破了当代欧洲（西欧）的纠结所在，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深沉洞察力。现实主义是陈先生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研究工作中一个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