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的清晨，无论四季，景致都很吸引人。当荷花盛开时，总有许多摄影爱好者，群集在几个特定的地点，架好脚架相机，希望捕捉最美的镜头。
然而，稍稍留意，令人意外的是，这群摄影爱好者却有一点特色—女性很多，男女的比例可能接近7 ∶ 5。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或植物园的荷花池旁，也有类似的摄影迷。男女比例却大不相同，很可能是7 ∶ 2之比。两相对照，令人好奇，为什么？
曲折
略加沉吟，答案其实并不难找。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矢志要破除旧社会的各种陋习，建立共产主义的天堂。传统华人的特色之一，无疑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嫁鸡随鸡、裹小脚等等，都是加诸女性身上的枷锁。因此，提升女性地位，实现男女平等，成了重要的公共政策。
通过各种方式，新中国女性的地位，确实快速提高，在职场、商场和官场里，女性和男性平起平坐，表现同样出色。女性撑起半边天，不是口号，而几乎成了事实。这种特色，和另外三个华人社会(香港、澳门、台湾)迥然不同。在大陆，不只有很多女性是公交车司机，连工地里也有许多女性做粗活，挑石搬砖等。这种现象，在另外三个地区几乎绝无仅有。
然而，社会发展的轨迹，通常是利弊参杂。女性地位的大幅提升，伴随而来的是令人讶异的副作用。根据数据，在大陆某些都会区的离婚率，要超过港澳台。一般而言，离婚率和经济活动水平，是同方向变动的。所得愈多，女性自主能力愈强，因此离婚率也愈高，特别是在都会区里。就现阶段而言，港台的人均所得，还超过中国大陆；可是，离婚率却反而较低。不只如此，更令人意外的是，大陆女性的自杀率，也超过港澳台。详细的数据，还有待评估比较。可是，如果实情的确如此，也许在这些现象后面，有一个共同而根本的原因—短期内，把女性地位人为地提高，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遗症！
也就是，通过公共政策和法令规章，把女性地位提高；外在条件和男性几无差异，工作上的表现平分秋色、各擅胜场。然而，内在的思维、心理状态，却未必能跟得上外在变化的脚步。传统女性所熟稔的人际网络、妯娌关系，已经消失或远不可及。经济独立，促使离婚率上升；而离婚后所要应付面对考验的能力，却未必调整到位。结果，内外交迫下，干脆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这种解读，用“男女平等的代价”来描述，也许过于率直。具体的现实问题是：女性的社会地位，涉及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如果“三高”成立，今后公共政策的走向如何？回到美好的旧时光(男耕女织)，当然不是选项。可是，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对女性而言意义何在？男女平等的实质内涵，是不是有琢磨的必要，是不是有讨论的空间？
转折
男女平等的问题，涉及层面既广且深，不容易三言两语交代清楚，更不容易众议佥同。相形之下，追求另外一种平等，却几乎是社会的共识，无论中外——缩小贫富差距，尽可能追求机会的均等；在人生的起跑点上，彼此不要差距过大。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经济快速成长。很多区域和很多人，明显地富裕起来，特别是沿海地区，有地利之便，透过外销贸易而呈现滚雪球般的效应。然而，经济发展的列车，并不是搭载了每一个人。有些乡镇和偏远地区，似乎在时空中静止不动。有些家庭终年从事农作，产值只有三五百元人民币。所得差距拉大和恶化，当然有诸多后遗症。因此，希望有一种政策工具，能符合两种目标：第一，能直接落实到个人(家户)。第二，消极的，避免所得分配恶化；积极的，改善所得分配，特别是城乡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