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时必须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的很多制度要解决的是现代化之后的问题，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是要减肥，而我们是要增肥。减肥药对胖子很有必要，但如果营养不良的人也吃就会死掉。制度的好坏犹如穿衣，关键在于合体，也就是说，制度本身要与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相符合。制度无所谓先进与否，而在于合适与否、实效如何，能够有效实现目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很多学者看到某个国家某个时期的成功制度以及它带来的成功结果，就忘记了这些制度起到实效的条件，而将其当作普适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实践证明照搬他国制度的后果是严重的。在发达国家是个宝的先进制度常常在发展中国家变成了草。西方主要国家曾经先后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推动“颜色革命”，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结果是这三个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持续衰退。2010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发生一系列以“民主”为号召的反政府运动，波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埃及等国，多国政权被推翻。但仅仅过去两年多时间，“阿拉伯之春”已变成“阿拉伯之冬”：政治动荡、社会混乱和经济凋敝。
一百多年来的国际政治实践表明，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符合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采取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则其成功概率很小。仅仅政治变革只会使民众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政府永远满足不了这些期望，结果期望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从而使社会陷入动荡，经济走向凋敝，甚至整个国家都可能走向解体。(参考张维为：《从国际政治实践看“普世价值”的多重困境》，载《求是》2013年第20期)
价值自信与制度自信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倡导普世价值观时，我们曾经热情拥抱，也曾经惶恐不安，甚至于否定权利、宪政、人权保障等普世价值，这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每当西方发达国家推广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时，理性而自信的态度是首先自问：我们认同这些价值吗?不同主体的价值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例如自由的价值、民主的价值、法治的价值就得到了我们的认同，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有些价值可能是我们不认同的，例如美国人认为机会平等就行，而中国人可能希望结果更平等一些，此时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有这样的价值我们也一定要有这样的价值。每个主体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存在，每个人都有理由做自己的梦。中华民族的有些梦可能与美国梦相同，有些梦可能不同。梦想相同我们不必喜，梦想不同我们也不必忧。
不同国家的价值不同，制度自然可以不同。当我们的价值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时候，我们的制度也完全可以与他们的现行制度不同，因为我们的起点可能不同、约束条件可能不同。制度的好坏在于能否实现目标，对制度的自信来自于其实际效果。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话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后一句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全面现代化内涵，我们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自十八大就提出了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表明我们非常认同法治、民主、平等、自由、公正、爱国等现代价值，也就是说，我们都接受这些普世价值。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我们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强调并不表明我们崇尚的价值与西方发达国家价值的区别，而是表明我们所采取的制度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所有的制度都应该围绕主体中国来创立，能够有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就是好制度。
我们每个人是社会中的人，中国是全球化下的中国，我们需要自信，也需要他信。当我们的价值获得其他人或者国家的认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主张普世价值，然而我们知道不同国家实现这些价值的制度可能千万条，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