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国家转型：基于内在逻辑，还是基于外在逻辑？
国家转型是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古已有之，但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创造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自主性程度的不断提高，出现了逐渐摆脱对共同体的依赖而独立的个人，国家有了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之分。所谓的国家转型，从政治哲学上讲，就是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在马克思看来，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古代国家，国家与社会是一体的，国家就是一切，国家决定人的现实存在，决定公民权的归宿；在现代国家，基于个体的独立自主，国家与社会是分开的，社会决定国家，人的现实存在决定国家现实存在，人权是公民权的基础。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表明，任何迈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要经历国家转型。
和现代民主起源于西方一样，国家转型也首先出现在西方。西方的现代民主就是在国家转型过程中随着现代国家的成长而出现的。国家转型和现代国家确立在前，现代民主出现在后，因为推动西方国家现代转型的制度安排恰恰不是现代民主，而是绝对专制主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历史场景，是因为西方出现现代国家之前，是处在精神归于基督帝国，而生存归于高度分散的领地与城市的境遇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欧洲社会以“民族”为单位整合地域与人民，为此发明了具有现实神圣性和至高无上性的主权。主权的出现，既能将分散的整合为一个整体，又能使现实的世俗国家从基督帝国中独立出来，获得充分的现实自主。西方现代的民族主权国家由此出现，配合这种民族主权国家建构的制度自然是绝对君主制。英国学者综合各方的研究后认为，西方民族主权国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六个方面颇具意义的明显进步：（1）与统一的统治体系相一致的国家疆界的确定；（2）新的立法和执法机制的产生；（3）行政权力的集中；（4）财政管理活动的变化和拓展；（5）通过外交和外交机构的发展而出现的国家间关系的规范化；（6）常备军的引入。”这样，西方的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构，不仅有了自己的历史轨道，有了围绕人权、主权而形成的契约论的国家观，而且有了现代国家的架构形态以及稍晚形成的现代民主模式。由于“这些国家的兴起，凭借它们提供秩序、安全、法律和财产权的能力，构成了现代经济世界的萌生基础”，所以，基于这些所提炼出来的模式化的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构，和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一样，很快就成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的重要依据和样板。人们对西方现代民主神圣化，更加剧了西方国家现代转型模式的标杆性地位与作用。然而，西方殖民体系解体之后以及冷战结束之后，基于民族独立运动所进行的各种国家建设实践表明，西方的现代国家“根本不具有普遍意义”，那些为此而努力的国家，虽然形式不同，但结果往往是一样的，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尽管如此，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认知、考察与评判，依然是从他们的观念、经验与模式出发，这使得西方的国家转型与国家建构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范本，很自然地成为非西方国家推进国家转型和进行现代国家建设所不得不面对的外在逻辑。
中国是有自己漫长文明史的世界大国，其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既是中国现象，也是世界现象。对于中国的实践，西方学者的观念与心态多少有点矛盾，既认为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是特例，但又希望中国能够按照西方的逻辑来走，实践西方的模式；既认为中国的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是比较成功的，但又认为中国还没有真正成为标准的现代国家，存在诸多的变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蒂利就认为，从历史事实看，中国“有着近三千年的连续的民族国家的经验”，“但是，考虑到它众多的语言和民族，没有一年可以被看成一个民族-国家”。这种矛盾心态多少也影响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与判断，使中国人对自身国家转型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道路和发展模式缺乏足够的信心，从而导致人们无法在理论上有效地为今天中国成功的实践和发展提供必要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支撑。
其实，只要真正回到中国自身，科学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客观地比较中西之间的差异，任何人都会发现，同样是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的逻辑与议程来展开，因为中国的古代国家与西方的古代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国家，其中央的整合力、制度的完备性、国家的规模与质量都大大优于转型前的西方古代国家，它们所处的实际状态更是天差地别。再者，就国家转型本身而言，一个是外在冲击引发的，一个是内生的。这些差异决定了中国国家转型有自己的任务、路径、议程、方式与最终目标，而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国家建构中的制度选择与发展方式。仅就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构所面临的基础和任务来看，西方面临的是如何将高度的分散性整合为内在的一体化；而中国面临的则是如何使传统的大一统在国家转型中延续为现代国家的一体化。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逻辑，无论如何不能基于来自西方的外在逻辑，而必须充分把握中国自己的逻辑。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是：由于这种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不是内生的，所以，就必须人为地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所要求的现代国家建设方向与中国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其内在逻辑，走出中国的路。客观地讲，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经历过两次模式化的实践，一是以西方为样板的模式化实践；二是以苏联为样板的模式化实践。这两次实践都不成功，留下的唯一财富就是促使中国人真正回到自身，寻求自己的道路。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毕竟是一个有自己历史、文化和智慧的国家，有较强的历史与文化的自觉性，有较强的国家自尊性与自主性，因而，即使在模式化实践的过程中，也时刻伴随着反模式化的思索与探索，从而能够在模式化实践受挫的时候，及时地找到自己应有的方向和路径。
所以，中国国家转型，既考虑内在的逻辑，也考虑外在的逻辑。经历了模式化实践的挫折之后，中国充分意识到：只有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才能超越模式化的简单模仿，从而能够更好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把握自身，实现中国的内在逻辑与人类发展的基本逻辑有机结合。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中国天人合一、顺势而为的文化信仰，中国一直将探索发展规律、把握发展规律、按照规律推动发展作为其促进国家转型、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哲学思想，所以，主张各国应从全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并用于指导自身发展，进行各自有效的创新与发展；主张积极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他国的错误。这是中国在上百年的国家转型与国家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基本战略理念与行动方式。
正因为中国是在尊重人类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以非常开放的心态来把握自身的发展逻辑，所以，这决定了中国对自身内在逻辑的尊重，不仅有中国价值，而且有世界意义。它至少能够给丰富多彩的当今世界贡献一种新的文明发展景象：在前现代历史中创造了独特文明成就、形成了独特发展模式、建构了特别强大国家的中国，在现代化的历史运动中，实现了整体转型与整体发展，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再造一个新的文明辉煌，贡献一套新的发展形态、制度形态和理论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