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现代政治：是政治革命的产物，还是国家转型的产物？
现代政治文明是人类在寻求自我解放的实践中诞生和形成的。人类寻求自我解放的过程，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之外，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即摧毁既有结构体系并创造全新的结构体系的过程，这就是历史上的革命过程。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民主是在这种革命中诞生的，同样，中国现代政治也是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诞生的。于是，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革命与现代政治之间有了天然的联系。很多人由此认为，中国和西方一样，其现代政治体系都是整个革命的产物。这个判断，也是一半是对的，另一半是错的。中国现代政治确实像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一样，其形成和确立都经历了革命的过程，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是整个革命的直接产物，而中国则不是。准确地讲，中国现代政治是整个国家转型的产物，具体来说，国家转型所需要的政治革命启动了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而成长中的中国现代政治则只有在有效推动和完成了社会革命之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政治是国家转型的产物，因为国家转型最终是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的。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革命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似乎是为迎接现代文明的诞生而创设，因为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中，革命本质上是人类为实现自我解放所形成的社会历史运动。阿伦特在其著名的《论革命》一书中就这样写道：“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十八世纪末两次伟大革命之前，革命这一现代概念并不为人所知。”这里所说的“两次伟大革命”，是指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这两次革命都内生于各自的社会与历史，虽然形态与过程不同，但使命共同，即建立现代社会，创立现代国家。所以，阿伦特认为，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而不是政治领域的结构”，而其使命就是使全人类中受奴役者获得解放，从而享受自由与平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认为：“从理论上说，法国大革命意义最为深远的后果，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现代历史概念的诞生。
由此可见，对于人类文明来说，革命所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推翻绝对君主统治，更是围绕着实现人类的自我解放而展开的全面性的社会结构变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发生在1789年至1848年之间的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视为“双元革命”，并将这个时代称为“革命的年代”。他认为“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中国的近代革命就是在这样的革命浪潮冲击和裹挟下出现的，它属于近代以来世界革命浪潮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政治在中国的出现和西方国家一样，都是革命的产物。
革命在行动上体现为用一个新的结构替代既有的旧结构，使革命的对象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革命在本质上是人实现自我解放的行动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新旧结构的更换，只不过是革命行动本身应该包含的内容与任务。由此，创新现代文明的革命应该至少包含三个基本要件：一是拥有寻求自我解放的主体力量；二是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获得有效的成长；三是拥有促进新旧社会与政治结构彻底替代的历史行动。用这三个基本要件来衡量中国的近代革命，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革命虽然属于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一部分，但革命过程所产生的中国现代政治，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整个革命的直接产物，而是整个国家转型的产物。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中国革命不是爆发于内生的革命主体力量为实现自我解放而孕育的革命形势与革命行动，而是爆发于古代的国家与政权在现代化冲击下所深陷的全面危机。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建构，更多的不是从解放现代性的力量出发，而是从如何使古老的国家在现代化冲击下得以维持并力图再生出发，因而，它虽然诞生于革命过程之中，但其本质不是整个革命的直接产物即人实现自我解放的产物，而是实现国家现代转型的产物。
就国家转型来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它必须通过两个革命的有机统一来完成：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近代西方所发生的开启现代历史的革命，内生于西方社会的新力量、新观念以及新制度的成长，因而爆发之后很快形成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相互激荡，即所谓的“双元革命”格局。然而，从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与展开来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浪潮冲击所导致的国家危机而引发的，一方面缺乏足够的内生性，另一方面主要局限于政治革命。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是政治革命在先，社会革命在后。中国的现代政治是在这个逻辑链条中选择、孕育与确立的，既要符合政治革命的规定性，也要符合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要求。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当年在考虑用于建立新社会、新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不是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政治的终极形态来设计的，而是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来设计的。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是这样考虑和设计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政治虽然诞生于中国革命的过程，但并不是整个革命的最终成果，因为，它自身实际上还要承担着推动第二步革命，即社会革命展开的任务与使命。而且，从中国革命得以发生的现实逻辑来看，这种政治革命所催生的现代政治体系，只有在有效推动了相应的社会革命之后，才能获得其相应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政治体系是基于国家整体实现现代转型的需要而确立的，以暴力方式展开的政治革命是这种转型的手段与方式，它催生了中国现代政治体系，并烙上自己的烙印，但丝毫改变不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内在属性，即它不是政治革命的产物，而是国家转型的产物。如果把中国现代政治体系简单看作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产物，那么中国现代政治体系仅仅是为实现和维护一种新的政治统治而建立的政治体系，可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现代政治是要建立新社会、新国家的现代政治。
作为中国国家现代转型的产物，中国现代政治首先受益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革命行动，既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动，也包含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各种政治革命行动，因而，其选择和建构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共同行动。由于这种共同行动一开始就作为世界革命与发展行动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的，所以，其历史取向自然是由世界革命与发展的潮流所决定。其次，它也意味着中国现代政治建构所围绕的轴心是国家的整体转型，以建立新社会、新国家来展开，因而，它尽管有现代政治价值与目标的追求，但其形态、结构与功能的布局与设计，最终都必须落实于中国特有的国家转型与发展的现实任务与内在要求，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政治的建设逻辑与结构模式。最后，对于中国这样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国家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也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既决定于国家转型发展，也服务于国家转型发展，因而，它能真正摆脱所谓的绝对真理、理性与正义的先验规定，在有效的自我发展中，创造出能够同时兼顾和推动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与国家治理的中国现代政治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