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离不开图书杂志，是书刊的主人，书刊是知识分子的资本，帮助他建功立业，互为之用，相辅相成。日积月累，数量增多，经常翻阅，难免损坏，久而久之，线装书开线，平装书脱皮。每架之上，新旧杂陈，长短不齐，五尺之楼，别无长物，环顾周围，只是一大堆破烂，确乎是真正“寒斋”：如古“陋室”。有人给我上一尊号，称为“破烂王”，我居之不怩，并作了四句顺口溜：“图书已满架，破烂也称王，开卷即有益，何必事辉煌。”
所谓破烂，有一部分属历史文物，大部分属于研究的参考资料，每次搬家，常把一时用不着的图书杂志捆存起来，置于廊下。因为这些书刊本身都有一定价值，弃之可惜，留之麻烦，时间久了，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整理，任风吹日晒，总觉得肉烂了在锅里。事物的机遇无常，说不定有一天还要找它，如去年为寻找旧存的《说文解字》，就好不费事。近来要求美化环境，打扫卫生，不能不把捆存的书刊加以清理淘汰，在破烂中见有旧讲义十数册，还是六十年前之物，见之如对敌人，无限感触。都是在北京大学时期的课本，其中有陈寅烙讲的史地，胡适之讲的哲学，钱玄同讲的音韵，章太炎讲的《论语》等，这些旧讲义老课本，现在看来，虽不能视为文物，也足称是孤本，回忆当年各名家的讲习情况，亦有足述者。
我是1926年在沙滩红楼上学念书， 1931年毕业，同时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进修。当时北大还是旧制，预科两年，本科四年，预科分为甲乙两班，简称预甲、顶乙，预甲将来入理科，以数理化打基础，预乙将来入文科法科，以国学文学作根底。我读预乙，主要课程有二，一是采取诸子百家的学说编为《国学概论》，一是摘录《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书，编为《文论集要》。其他还有诗选、词史等。选修科目有三理，即心理、伦理、论理，后来我入史学系。四年本科，学习文史哲方面的课程，随着教授的专长，进入专题研究的范畴，现在所存的几本旧讲义，均属于专题研究的性质。
陈寅恪先生讲的《西北史地》，是典型的专题研究，他论述古代西北民族的发展、迁徙、混同的经过，由地理环境的变迁形成风俗习惯。他特别讲到中国史书上的大夏及大月氏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在地理方面涉及到古印度、波斯、越南等地区。陈先生学通中西，他编写讲义的方法，除了引证中国古史外，旁及《西域记》、佛经诸书，对于当代中外学者的研究著述，亦予引证评论。于是，他把古今各方面的说法，加以综合，有同意的赞许，有不同意的批判，他的讲课比较专门精深，非一般初年级学生所能理解接受。
陈先生身体很弱，高度近视，秋风一起，便穿着厚重的大马褂，坐着讲书，有时反手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开课时听讲的约三四十人，满满一小屋人，逐渐慢慢地消失，到最后只剩六七个人。其原因，一是他讲话声音很低，后面的人听不见;二是他说话似江西口音，有些人听不懂;三是他所讲的问题窄而深，如所讲大夏、大月氏及突厥、吐鲁番等，广征博引，听起来好像杂乱无章，实则是围绕一个主题，寻根究底，不细心耐心听，是不能理会的。他在清华大学，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你们去问陈先生，可见学者们对他的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