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固定资产投资、技术创新和产业调整上，无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传统产业的技术更新和结构调整，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变，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管制、公共投资和超国民待遇的国有企业，而是通过放权让利的全面改革，广大居民和企业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研究开发、创新发展的主体，全社会的智慧和财力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同样在2009～2013年，我国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2.3%、54.8%、54.2%、50.4%、54.4%，但投资增长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形式的投资，政府的许多投资项目效益不高。
在经济转型的动力结构中，工业化后的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动力的重要途径。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达到6.8亿人，城市化率从1978年19%左右突破了50%大关。然而，我国城市化是在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分割条件下进行的，50%以上的城市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按照户籍人口统计只有34.7%。而且，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市化率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无论在数量还是内容上都还存在改进之处，新型城市化进程还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长。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人口老龄化和城市生活的改变，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将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将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在进出口上，我国得益于对外开放的发展红利也开始大幅度衰减。由于我国主要靠劳动、资源密集型加工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技术含量少，品牌影响小，附加价值低，贸易依存度高，而全球竞争激烈，供给过剩，价格趋于下降，加上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收支趋于平衡等因素，特别是2009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尽管出口贡献度下降有一定的阶段性，但我国产品、企业的竞争能力普遍不强，出口导向型的加工业体系已经难以支撑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必须要从加工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转型动力的制度保障
过去以来，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竞争，建立在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和资源投入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的动力非常强大，经济转型比较成功，但这种转型方式是一种可持续、一般化的模式吗？显然，劳动、资源和制度的红利毕竟有限，积存的体制弊端和增长问题逐渐暴露和加剧，中国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成果之时，也日益遭遇了经济、政治、知识等方面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衰减，而成本和劣势不断推高，经济增长的方向不明，路径不稳，这些新旧问题构成了中国转型的限制性因素。相反，拉美的经济停滞、苏联的国家解体等则提供了国家转型的深刻教训。那么，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赋予经济转型以强大而恒久的动力？显然，我们难以改变既定的资源、人口等要素禀赋和国际环境，但我们能够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经济、政治、知识等方面的转型障碍，建立健全经济转型动力的制度保障体系。
第一，保障和落实广大居民充分、平等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权利，使他们真正成为经济转型的社会主体。为此，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适时恢复公民的居住和迁徙权、罢工权等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第二，经济转型的动力问题集中体现在财产制度上，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第三，形成并畅通知识创新、企业竞争、产业发展的动力实现途径。通过建立权利平等、机会公平、规则统一的发展体制，全面激励社会民众特别是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的创新精神，积极保障观念、知识、产品、市场的创新和法律、组织的变革。
第四，公共管理和公共财政是强化、完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制度安排。为此，通过全面改革政府的权力结构和决策、实施、监督体制，改革政绩考核和官员升迁的激励体制，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规范政府对居民收入、财产的征收和使用，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的再分配功能，完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公共管理和财政体制而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当前，只有敢于冲破僵化思想观念，全面凝聚并充分发挥改革的大智慧，全面坚持以人为本、公民主体、平等权利、市场竞争、创新发展、全面开放的发展原则，把每个人的健康、安全、幸福置于首位和目标，坚定而稳妥地全面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系统性、整体性改革开放，如此，中国转型发展的可持续性以至中国发展模式的涌现才能可以预期，才能成功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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