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大学教授、城市数据全球委员会主席及首席执行官帕特丽夏·麦卡尼： 打破国界之外的另一道藩篱
本报记者 刘迪
有了城市数据，除了建立纵向模型，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间进行横向比较，帮助人们“预见”未来城市发展的路径。近日，麦卡尼教授受邀出席了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承办的全球城市论坛，其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标准就像一种通用的语言，为沟通的双方或者多方提供了一个交换意见的基础；标准就像天平的砝码，没有砝码，人们永远无法知晓究竟孰重孰轻。没有标准化，信息只能是孤立的信息，数据只能是零散的数据，彼此之间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互动与关照。
作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创始人，麦卡尼教授认为，虽然每个城市可以提供自身的数据，但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就如同这些数据没有使用相同的单位，自然不具备可比性，也就无法相互参照、相互借鉴。
有了城市数据，除了建立纵向模型，我们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间进行横向比较。比如，参照纽约、洛杉矶，我们可以说如果调整某个指标到一定的范围，在这个系数上，上海的情况就会更加接近当下的纽约或者洛杉矶。城市标准的好处在于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人们“预见”未来城市发展的路径。
2014年10月31日是中国在联合国推动设立的首个国际日“世界城市日”。近日，麦卡尼教授受邀出席了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承办的全球城市论坛，其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城市本身同样有必要汇集城市数据
文汇报：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曾说“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作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创始人，您认为“城市数据”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麦卡尼：所谓“城市数据”，就是用来记录城市发展路径的一系列数据。多年来，城市数据一直由国家层面完成采集、汇集工作。中国也不例外。随着城市层面对数据的需求日益提升，人们愈发认同，城市本身同样有必要汇集城市数据。
2008年，我供职于世界银行。那时，我已经在思考有关城市数据标准化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城市与城市之间交流互动如此频繁的今天，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作为城市间对话的桥梁。虽然每个城市可以提供自身的数据，但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就如同这些数据没有使用相同的单位，自然不具备可比性，也就无法相互参照、借鉴。因此，人们应该做些事情去打破国界之外的另一道藩篱。
于是，我们开始着手对来自巴西、哥伦比亚、美国、加拿大等国的9个样板城市进行调查，研究他们所采集的数据类型。事实上，每个城市所关注的信息几近相同，所采集的数据均覆盖公共交通、卫生、教育、垃圾处理、消防、安全等等问题。最终，问题还是指向了标准化：对于同一个指标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解释，同一个参数可能涵盖不同的范畴。最尴尬的是，不同的城市可能研究方法各异。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全球通用的方法，帮助不同国家的同类型城市进行横向比较，以求相互之间分享经验、相互借鉴。
试想，我们要衡量上海的医疗卫生状况。首先，要生成一系列指标数据来反映上海自身的医疗状况；然后，在数据库中寻找纽约、伦敦、波士顿、迪拜、多伦多等城市的相应指标数据；接下来，把上海与纽约或者伦敦的指标数据做横向比较，这样就有相互参考的基础，使得城市之间的经验分享更为顺畅。这一切都以城市数据标准化的定义和研究方法为基础。
文汇报：如果标准化是为了架起城市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桥梁，相较而言，城市数据标准化的建立是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更有意义？
麦卡尼：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差异性，标准化对于任何城市都同等重要。标准化的数据能够在世界范畴内，帮助一个城市找到与自身状况相当的城市，并帮助他们展开对话。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只是在某些特定指标的对照中，把不同的城市划到不同的“分组”而已。
以上海为例，在中国有多少城市的发展状况可以与上海相较？相信不会太多。但是，如果放眼世界范围内，寻找与上海“体量”相近的“伙伴城市”，那么可参考的空间就会开阔很多。更多地与伦敦、纽约或者东京等城市进行对话，上海在为“伙伴城市”分享更多经验的同时，也势必可以收获很多。我是多伦多的居民，那里的情况相近。我曾与多伦多市长聊天，“您觉得哪些城市与多伦多更具可比性，或者说多伦多的发展应该与哪些城市相互借鉴？”答案并非温哥华或者蒙特利尔，而是墨尔本、芝加哥、波士顿，还有洛杉矶。
所以，不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还是发达国家的城市，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需要一个公平的数据标准可以帮助他们跨越国界去寻找对话。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可以说就是通过非官方的途径，帮每一个城市寻找自己的“伙伴城市”。不论“体量”如何，城市人口低于10万，还是高于1000万，都可以在数据库中，找到合适的“分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