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社会”来帮政府
张墨宁：去年国务院出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本届政府将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先手棋”，取消和下放共600多项行政审批权，如何理解这一些举措？
郑永年：每一届政府上来都会简政放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的审批权下放了很多。但是思路还是没有搞清楚，企业、社会能做的，政府应该下放，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很明显，在有利可图或者社会控制的方面，政府还是牢牢掌握。
但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比如教育、医疗、公共住房、社会保障是不应该完全放的。从社会服务领域来看，中国的政府还是负担得太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到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我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应当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也可以运用市场机制，但跟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是两回事。“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主要是社会领域。以前的改革中就是没有把经济领域的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分清楚。
张墨宁：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思路是否存在以供给增长替代放权的问题。社会改革一方面是提供公共服务，一方面是社会治理方式，这两个方面的关联是什么？
郑永年：社会服务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如果光有社会服务，那就变成了“收买”社会，成本就会变得不可持续，西方的福利社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提供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不过，是不是由政府直接来做，则是另一个问题。有些地方，社会能做的，可以向社会购买服务，这样可以控制官僚机构的规模。
社会参与更为重要，社会建设好了，政府就可以把好多事情交给社会，现在好多地方政府要向社会采购服务，但是找不到“社会”，因为政府不让社会成长起来，当然就无法帮助政府。
培养“新利益”
张墨宁：如果说这一轮改革要进行新的分权，要把权力下放给社会，那与80年代改革不同的是面临的情况不同，在思路上会有什么不同？
郑永年：我觉得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要通过培养新利益克服老利益。仅靠中央集权克服不了既得利益的阻碍。80年代改革并不是没有既得利益的阻碍。例如在经济改革方面，邓小平的思路是不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而是让国有企业外部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内资改不动就引入外资。现在，道理是一样的。比如想把金融做好，那就要在金融领域培养新的利益。现在的问题，还是不相信新的利益。向既得利益做一点妥协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培养新的利益，要相信新的利益。90年代中期朱镕基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产生了3000多万下岗工人，为什么国家还是稳定了？就是因为新的利益，即非国有部门已经长出来了，大部分下岗工人被它们吸收消化掉了。所以，正是新的利益帮助了执政党，帮助了改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