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启示
张墨宁：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战略可以说在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之间反复，你曾经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排除全球经济因素，如何认识目前实体经济活力与改革的关系？
郑永年：从90年代开始的企业制度改革可以说只完成了一半，朱镕基实行“抓大放小”，把很多国有企业民营化、组建了很多庞大的企业集团，但是法人化、企业化只走了半步，国有企业跟政府的关系到今天还是很密切。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也没有到位。
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从理论上来说，民营企业的投资空间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进入军工领域，但实际上民营企业并没有多少空间，仅有的空间只有前几年的房地产、后来的IT业之类，也就是国有企业空白或者不强大的地方。而且现在实际上的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如以前了，尽管其中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因素，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利益集团壮大之后就不想开放了。早期那些新生的利益集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现在他们长大了，就开始阻碍改革了。
本届政府已经做了两件好事，一是国有企业扩张被遏制住了，一是地方债被遏制住了。这两方面与民营企业都是有关系的。国有企业扩张被遏制，至少在理论上民营企业的空间增加了，中央也有意识在金融和互联网领域放开了一些。不过，幅度还是不够大，因为权力还是在官僚系统手中。
再者，有些地方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大量发展房地产，但是现在房地产在一定程度上被遏制下来，地方政府感到财政紧张，他们就得想改革的办法，比如深圳开始小产权房改革，上海把企业卖给央企或者民营化。但总体上看，现在很多官僚机构还是没有感到有压力。
张墨宁：释放社会的活力首先涉及对社会的保护，对底层保护不够之外，还有一个现象是能否壮大中产阶层，在这方面新加坡有没有借鉴经验？
郑永年：财富外流、高端的中产跑掉了，说明生存环境不好，对社会的保护不够。亚洲“四小龙”用了二三十年就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经济起飞之后，中产阶层就已经占到了70%~80%，中国的中产阶层只有20%多一点，以至于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
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也很高，但是没有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其“保底不封顶”的模式，既“亲商”又“亲民”，既重视资本的作用，又注重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一方面壮大中产阶层队伍，从而使社会更加趋向稳定；一方面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提供基本政府服务。新加坡也不是一个很公平的社会，但是社会保护得很好，大多数人居住在政府提供的住房，底层受到保护，能够维持人的基本尊严和体面的生活。中国的问题尽管跟人均GDP有关，但最主要还是跟社会公平有关，就是底盘没有保护好。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富人太多，而在于穷人太多，并且没有被保护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