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到了让老百姓当家作主的时候
凤凰大学问：您觉得近期的改革可能有所作为的领域在哪儿?
王长江：我觉得应该推进民主，推进党内民主。民主这个东西，不是想要就要，不想要就可以不要的。市场经济把权利和利益还给了人们，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就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不是我们不让他反应他就不反应了。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如果我们设计了一套体系，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渠道，把各种利益诉求纳入到体制之中，那好了，那样的民主就是有序民主。反过来，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和渠道，人们的利益诉求只能借助于体制外的形式，那么这种诉求肯定会变成一种冲击力，出现对现有体制的冲击。何去何从，这个选择应该很明确。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在体制内发展民主。在体制内发展民主可以划定一些基本的规则，比如坚持党的领导。划定了这一条，那就意味着我们不搞西方那种政党之间的竞争，这可以，但我们同时必须思考，竞争这种民主的基本要素往哪里放。我主张往党内放，党内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竞争性选举。因为有竞争，才谈得上让老百姓选择。如果我们只是说我们的权力来自老百姓，但老百姓却没有对具体掌权者的选择权，"做主"就不是真实可信的。没有程序、没有制度保证不行，说来说去最重要的还是这个。
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让老百姓当家作主这个阶段，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了。而要使民主有序发展，加快发展党内民主就成为必然。党内民主如果搞得比较像样，就会给社会民主一个榜样和引导。
凤凰大学问：党内搞民主是从哪儿突破?地方试验还是自上而下?
王长江：有人主张搞政治特区。但我个人对政治特区这个概念是不太接受的。因为经济特区是搞市场经济，可以理解成把一块地方拿出来，让各种经济体自由发展。我认为政治上缺乏这样的空间。让你在那儿随便搞多党制?恐怕不可能，政治上它肯定行不通。我认为该分的是层级。我们不要一说民主就是全国普选国家最高领导人。我主张首先让老百姓参加县以下、县乡一级的领导人的选择。中国的县乡一级规模已经非常大，一个乡通常有五六万人，县里面上百万人都有。那里搞好了，中国就可以说比较民主了。当然，这里要强调一句，我始终认为，选举远不是民主的全部。关于什么是民主，我在其他地方有比较全面的观点。这里只是举这方面的例子而已。
地方干部和老百姓是当前改革的源动力
凤凰大学问：您觉得最近时期，改革最大的动力来源是什么?是"形势比人强"--公众的压力还是领袖自身的追求。
王长江：我觉得动力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党内的地方和基层。这种动力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他们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同时又不是老百姓，所以和老百姓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都是感受到的。比如说发生强拆这种事件，你可能说地方官员对老百姓太恶劣，但实际上我相信不少人心里也是挺难受的。然而有时他们不得不去做这些违心的事情，因为不做GDP就上不去，不整理土地，在土地财政的情况下到哪儿去弄提高GDP?所以他是面临这些问题，想去解决。如果给他一个空间让他解决，他不一定采取这种解决办法，所以这个动力肯定是有的。前几年总有一些地方在大胆创新，这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动力就是普通老百姓。我们常听有人说老百姓缺乏民主意识，这是不对的。你给了老百姓利益，他们自然会有这个意识。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也希望自己的土地自己做主，大早上4、5点就会起来侍弄自己的庄稼，希望村官谁来当由他说了算;反过来，你把他的土地充公了，他就是上过高中，也只会等着你敲钟他才下地。关键是我们给不给他们这个权利。
第三个动力是领导人。因为他们一旦到了这个位置上，就必须从国家和全党的角度看问题，如果这个党在他们手中出了问题，他们谁也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中国人还是很讲历史责任的，所以应该说他们的动力也是很强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部门和一些纯粹的机关官僚机构的阻力太大。
从道理上讲，执政者的权力和责任是相对应的。谁掌握着国家，这个国家出问题就是谁的责任，权责对等，你想不负责也不行。现在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共产党当然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但问题不在于此。由于我们党内沿用的是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体制，上下之间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权力和责任总体对等，但在内部分配上，权责很可能又是不对等的。上层部门可以给下层组织强加更多的责任，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权力，而下层和基层只能服从。这就造成了一种状况：一些部门手中有权，但可以把权力留下，责任则交给下级，自己不一定负那么多的责任。尽管这种责权不对等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但手中有权而又可以少负责任的上层部门感觉是很好的，它们不会主动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这一层实际上就成了改革的阻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虽然我们不能说现在党内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但既得利益确实是存在的。前面讲到的意识形态管理中的问题，其实也有既得利益从中作梗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