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大梅沙创新论坛上，凤凰网大学问就意识形态、政治改革、集权分权和改革动力等问题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王教授认为，意识形态管理呆板很重要的因素是一些人往往用革命党的思维思考执政的问题。国家治理包括对意识形态的管理，但当前摆脱意识形态危机的出路在于加强理论创新，僵硬的管理方式只能加剧思想混乱。
意识形态管理要让人说话
凤凰大学问：先说说这一年来意识形态管理吧，近两年来意识形态管制明显在加强，意识形态的收紧和社会进步之间有没有矛盾?
王长江：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怎么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去看的问题。意识形态管理毫无疑问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意识形态管理是要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要引导人们，给人们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在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形成一些应有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意识形态是干这个用的，因此应该是鼓励人说话的。
治理好意识形态有相当的难度。重要的是让整个社会尽量达成共识，而不是在中间制造分裂。另外，意识形态又要解释现实，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我认为，要管好意识形态，很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结合得不是很理想。
禁区太多只能让思想更加混乱
凤凰大学问：能否举例说说哪种意识形态管理方法是有待改善的?
王长江：比如说理论创新。理论必须创新。我们过去搞了那么长时间的计划经济，形成的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我们习以为常的是从苏联学来的那套东西，把它当做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其实，苏联人那套东西是计划经济社会形成的，只能解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那种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如果现在用来解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怎么可能解释得清?显然是解释不清楚的。
但是，我们认为，一旦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好像就要影响到我们的根基，影响我们党的立党之本，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性质，于是就设为禁区，不能讨论。但我们知道，"不能讨论"并不意味着这个东西没有了。我们并没有把错误的东西否定掉，它还摆在那儿，这就特别容易带来人们思想的混乱。为什么?因为它还是我们思想武库里的重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在实践中遇到问题，需要到理论武库里去找理论依据的时候，就会发现，从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那套理论去推演，和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这套理论里面去推演，两个推演出来的结论可能完全相反。这就出问题了。人们可以从你的理论中同时得出两个相反的结论，就不太可能相信这个理论，于是，信仰危机自然出现了。刚才大家讨论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信仰危机。实际上，在我看来，信仰危机最深层的根子在这里，在理论自身不够发展。而理论自身不够发展，就是因为我们管理意识形态的方式不科学导致的结果。
所以，推进理论创新是当务之急。不在这方面想办法，理论是陈旧过时的，就不会有多少人信。别说一般老百姓，就是共产党内部，为数不少的党员都很难说真信这一套，那这个党不就等于被掏空了吗?政党是有共同政治意愿的人们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前提是大家认同，才能组织起来。如果连这一点都是缺乏的，组织就空有其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