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继续用革命党的思维看问题
凤凰大学问：最近大家还比较关心重提阶级斗争这个话题，您怎么看?
王长江：我刚才说过，我们把很多旧的过去的我们认为是基础的东西封存起来，不能去讨论，它仍然存在于那个思想武库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一分析问题，就会轻车熟路地回到那套旧的话语体系。
社会上存在矛盾，这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矛盾，而在于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式看待这些矛盾。用执政党的思维去看，和用革命党的思维去看，那完全是两码事。所谓革命党思维，我们很熟悉，就是要把更多的人拉到自己一边，才好和统治阶级决斗，才好最后推翻他们的统治。任何人，要么维护统治阶级，要么支持革命阶级，要么对，要么错，要么站那边，要么站在这边，非此即彼，容不得含糊。
但是，用这套东西能不能解释现实?把所有的矛盾都分成彼此，说成是阶级对立，那么现在这个社会阶级怎么个对立法?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压迫阶级?谁该被打倒，哪个阶级该被专政?现在社会那么多阶层，而且相互之间是打通的，我作为一个打工者，是劳动者;但是一旦有了点钱，我会把它存到银行里面，我同样又是个小所有者，可能同时兼有作为所有者和作为劳动者两种身份，你说我属于哪个阶级?还用那种陈旧的阶级理论去划分，能说清楚吗?
但是由于我们思想武库里面有这些东西，用这个来分析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正是我们的理论陈旧过时、跟不上时代要求的最典型的体现。不是没有阶级，而在于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怎么看这种现象。目前我们不少人用的往往还是革命党的思维。
有的权力确实要收，但问题是有的权力还没分
凤凰大学问：公众比较关心的还有集权和分权的问题，普遍认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直在集权，也有人说集权是必要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长江：这个问题还是提的蛮有意思的，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感到，我们现在把很多问题给弄乱了。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对权力要进行制约，因为过去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时候，确实造成了权力无法制约，不受控制的现象。从民主发展必然要求去看，权力要相互制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是一套部门为主、各自独立来运作权力这么一种形式。看上去好像是这个部门的权和那个部门的权互相之间你不侵犯我我也不侵犯你，分的挺开的，一副责权清晰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这是错觉。因为我们不是按照权力的不同功能对权力进行划分，例如按照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样不同的功能来分，我们是按部门分。而每个部门实际上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甚至监督权也在它那里，自己监督自己。这种划分导致的结果，就是权力之间没有因为分权而产生相互制约，反倒使得各种权力特别独立，不受控制，部门利益、既得利益不断做大。
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的确有一个怎么重新调整权力格局的问题。一个部门同时掌握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肯定是要被打破的，有的权必须收回来。这种回收权力的过程，显然给人以集权的感觉。这样一来就有了问题：是不是把所有的权都收回来?显然不对。不是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归一，而是要对权力重新配置、重新布局。
我感觉中央可能就处在这样一个关口上，一方面有的权力确实需要收，但另一方面有的权力需要分。包括我们十八大提出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这么一种权力运行体制，严格说来还没有破题。如果这里面不能按照按照权力运行的规律去处理，就很可能出现两种状况：一种是权力不适当地集中;另一种就是部门利益做大，成为改革的瓶颈。这两种选择是两种危险，对执政党都特别具有威胁性。我个人觉得，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加区分地一锅煮，改革就难以成功。对这个问题不但要认真思考，而且迫切需要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