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从官场上失意之后，就开始了另一种消极避世的生活方式：饮酒、清谈，作诗、填词，披头散发甚至赤身裸体。从此醉心于道家的虚幻境界，炼长生不老丹，遁入山林，融入自然，作点田园诗，与女人寻欢作乐，寻花问柳。进则有孔儒之学，退则有老庄之道。酒能乱性，无酒时则学佛；酒能养生，有酒时则成仙。各有各的妙处。
道家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鸦片与吗啡，能够产生一种神奇的使人失去知觉的神奇镇定作用，它使中国人减轻头痛病与心脏病。前人之勤，后人之用，其实懂得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在中国活得也会很美妙的。
英国的母亲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的母亲与儿子分别时，常常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或者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明哲保身是非常重要的家教。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教育呢？
因为，英国有宪政法律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中国人没有。因此，惹火烧身、惹是生非的事情，只有高衙内这样的有着强大势力背景的人才敢去做，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不要说去关注公共事务，就是躲避还唯恐不及。
如果是公共事务，你不去关心，最后虽然吃了亏，但是，因为是公共事务，所以吃亏的又不是你一个人，因此，吃亏也就成了一件可以接纳与忍受的事情了。如果你一个人站出来，输了吃亏的只是你一个人，而赢了呢，受惠的却是大家。因此，在毫无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策略，这种策略在中国极有吸引力，但是，在西方却是极难理解的事情。
在邪恶势力的考验下，中国人的最高价值，就是消极避世，就是“活命价值”，“好死不如赖活着”，为公共事务去冒个人风险，是最愚蠢的事情。中国人其实并不天生如此。那些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常常也会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但是，常常在25——30岁左右，他们就会一个个变得特别聪明起来，也就是开始“学乖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
这些变化，有些人是出于聪颖的天资，有些人是因为有过吃亏的经验教训，在中国“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
那些不消极避世，敢于积极站出来为世道主持正义的人，最后都牺牲了。像当时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并未经审讯就被枪毙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就是中国人绝好的榜样。因为，在中国，最好的记者就是那些中庸平稳，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不对世人与世事作任何评论的记者，那些成功的报纸常常也不是因为敢于说真话，而是坚持这样的原则：登载国外的事，而非国内的事；处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的事，而不是眼下的事；讨论一般性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问题，比如，大力讨论勤奋的重要性、真理的价值等等；中国人的成功之路，大至离不开这样的处事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