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在其研究中，首先将社会运行机制划分为五大“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二级机制，而后又尽可能地结合现实中国的本土问题对五大二级机制各自的结构、功能、运作过程作了全面透彻的分析。郑杭生发现，社会运行机制是围绕“社会运行目标”而建立的，社会运行机制（即五大二级机制）一旦建立就要作用于“社会运行系统”（由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子系统构成），而运行系统具体运行的结果便是“社会运行状态”，或良性或中性或恶性。
他把对社会运行的研究，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联系起来。他认为，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实践上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
“瓜熟纷纷落蒂来。”正是由于郑杭生的社会运行理论的影响，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社会运行研究，正开始在中国社会学中出现。郑杭生开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流派——社会运行流派。而且，他的社会运行论所产生的影响已超出了社会学界，为人口学、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所认可。
关注“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不研究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郑杭生说。
在这个问题上，以往的学术研究习惯于将社会简单机械地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而郑杭生在研究中发现，社会不仅存在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两类型，还客观地存在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的社会类型，即转型社会。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总体上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既不是完整的传统社会也不是完全的现代社会，它正处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之中。
“妙语精言，不以多为贵。”为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和历史，郑杭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转型度”和“转型势”两大概念。转型度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程度和特点”；转型势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和不同地区的“转型能力”。郑杭生关于转型度和转型势的思想，为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因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变迁呢？郑杭生在其研究中，从利益格局、社会控制体系、文化模式、社会支持系统、社会结构（指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模式化体系）、社会关系（主要是群体间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主张。
在利益格局方面，他主张应加强政府行为，调节收入分配；在社会控制体系方面，应提高“犯罪成本”以控制犯罪率；在文化模式方面，应建立一种既充满活力和生机，又能保证社会主义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社会支持系统方面，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系统以支持社会“脆弱群体”；在社会结构方面，他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结构的传统因素正逐步减少，现代性因素在逐步增加（身份体系的弱化、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等），因而是在逐步“优化”的；在社会关系方面，他认为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正由过去的共同贫困转变为共同富裕，由过去的“高就低”（如脑体倒挂）转变为共同提高，调整社会关系的方法正由过去的强调斗争转变为相互协调。
“在华润饭店，郑杭生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新特点的发言，正是他对社会转型的理论的运用和发展。”一位聆听了他发言的学者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