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看待市场及其决定性作用”的争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其各自的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最吸引眼球的是北京大学林毅夫和张维迎这两位教授之争。林毅夫认为：“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调整时期，政府要有为。政府干预可能失败，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重要的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张维迎则坚持认为，市场是最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维护需要政府，即政府的有为应该体现在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环境，而不是干预经济。事实上，二位都没有各执政府或市场一端而否定另一端，其差异在于：应该回到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除了林张之争以外，其他讨论的代表性观点有二：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不仅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而且是最有德性、最公平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其实是跟自由、平等和尊严等人文关怀紧密相关的。它把人当人，而不是当物，特别强调发挥每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尊重个人权利。以往人们更多地强调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高效率，但大家富起来以后，就纷纷抱怨市场经济会造成各种贫富差距和公平问题。而其实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个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而且是一个最有德性、最公平的经济制度。比如收入差距其实也是一种公平，而大锅饭是最不公平的！市场经济可以让每个人去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另外就慈善来讲，最大的慈善是经济发展本身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坚持搞市场经济，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富起来才是大慈善，创造财富本身就是最道德的，它是源道德。还有市场经济的人文性。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发挥每个人的自主性，强调个人权利，体现每个人的尊严，充分实现人尽其才。
另有观点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空间还非常大。有人比较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用推进改革的方式度过危机和2008年用四万亿刺激经济度过危机的后续效应，指出，靠经济刺激只能支撑短暂的虚假增长，要想有可持续的真实增长还得靠旨在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经验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改革发展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改革不到位所致，解决这些问题还得靠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四万亿所引致的“奇迹”和“中国模式”有其积极意义，但不能就此否定了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不能就此便开始固守这个“模式”，更不能把“中国模式”固化为“强势政府加不完善的市场”。
关于“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的争论
发挥政府的作用首先涉及到其范围问题，关于“政府作用的范围”主要有宽窄两种观点：
观点一，政府作用=维护环境+适当干预。这种观点认为，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调整期，政府还应发挥更大作用。不仅仅在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方面，而且在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可以适当干预，以少走弯路，发挥后发优势。
观点二，“新两个凡是”。也就是，凡是公民能自决的，政府都要退出；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新两个凡是”）。其依据来自于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 。主张政府转型，即政府应由创富主体变创造创富环境主体。认为政府应该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创造财富上政府得虚心起来，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像发改委那些处长科长，有些还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怎能比那些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民营企业家更敏锐发现市场机会吗？等你审批完了，市场机会其实早已经溜了。在直接创造财富上，要从一个自负的政府变成一个虚心的政府”。“政府的优势就是创造环境。最重要的环境就是产权保护，而且是一视同仁的产权保护，对公民的平等产权保护，而不是说只保护国有企业的产权”。
关于政府如何作用，也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经济干预要恰当。政府的干预要适度适时得法，即在对的时间、对的场合，用对的方式做对的事情。也就是要宏观、前瞻地遵循经济规律，并非与民争利地进行适当干预。
一种认为，要平等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客观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不能厚此薄彼，不能有亲疏远近之分。而要真正做到一视同仁，要没有亲儿子在场上才行。所以要避免非一视同仁的现象发生，就要切割裁判和运动员之间可能有的直接利益关系。即政府要从国有企业退出。事实上，政府的利益绝对不是来自于某一类企业，来自于自己的某一个儿子，而是来自于普罗大众，来自于所有企业的发展繁荣，这才是政府的利益之本和执政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