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除了以往争论激烈的一些老问题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关于“国企定位和改革出路”，当下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国企已经异化，出路在于民营化；二是国企仍是中国经济中坚力量，其弊端可通过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加以解决。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最吸引眼球的是北京大学林毅夫和张维迎这两位教授之争。关于“政府作用的范围”，当前主要有宽窄两种观点：一种是政府除了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外，还应适当地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另一种是凡是公民能解决和市场能调节的，政府就都不要管。关于政府如何作用，也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经济干预要恰当；一种认为要平等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到底有没有垄断”问题上，目前并没有取得共识。有观点认为，“没有垄断”；也有人认为“垄断客观存在”；还有人认为，有一种垄断叫“反垄断”。
【关键词】改革 国企 市场 政府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近一个时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各种观点思潮交互碰撞，除了以往争论激烈的一些老问题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关于“国企定位和改革出路”的争论
在这一问题上，当下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国企已经异化，出路在于民营化；二是国企仍是中国经济中坚力量，其弊端可通过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加以解决。
关于国企的定位，观点一，公有制是真正的私有制。有人认为，“国企只是个名字，是把全体人的权利和利益输送给部分人和团体的遮羞布。公有制是真正的私有制”。还有人认为，国企是公权力的钱袋子，是国家干部的企业，是替国人花钱和亏钱的企业。有网民说，“现在的国企早就变味了，现在的国企已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搜刮民脂民膏，垄断百姓必需品和国家经济命脉的私人企业”。
观点二，国企与市场经济是冲突的。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国企其实不是真正的企业，因为企业是企业家主导的，而国企是政府主导的，这意味着国企不承担市场风险，也就缺少“将资源配置到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环节中去”的激励，造成资源的低效使用。
观点三，国企主导不可能有公平竞争。国企是政府的，游戏规则也是政府制定的，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不可能不偏向于国企；理论家可以设想一个公正不偏的政府，它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但实际不可能做到；有些官员反对国企民营化的真正目的是想在国企幌子下谋取私人利益，例子比比皆是。
观点四，国企并不真赚钱。如果要保持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一定要靠特权、靠政府赋予的排他性权力才能够保持；国有企业都是靠政府的排他性垄断赚钱的，但实际上它赚的是租金而非真正的经济利润；真正的经济利润要靠企业家来创造，企业家发现市场的不均衡，通过创新才能赚到经济利润。
观点五，国企仍是中国经济中坚力量。国企是人民赖以生存、安居乐业的基础。国企都是大规模投资于基础性建设、关注长远的行业，有几个民企有长远的眼光、宏大的气魄、充裕的投资、长久的坚持、持续的执行力？在富人成群结队移民海外的情况下，国企经营涉及的国家战略安全，有哪些民企能够承担、值得信任？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执行不力而全盘否定政策的初衷。假如公有经济掺合私有成份，可以说又一次国有资产流失，又会造成大批下岗失业人员。
关于国企改革的出路，观点一，完善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重要的不是所有制，而是公司治理结构；只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像私有企业一样有效率。
观点二，试图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来解决国企问题行不通。一方面，政府官员对国企领导人的选择往往是基于个人关系和政治上的效忠，这就选不出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企领导人，也不可能像真正的股东那样激励和约束国企领导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领导人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政府官员，而不是企业经营者，他们的职业追求是仕途的升迁，而不是长期在企业工作。他们或许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润以作为自己升迁的政治资本，但绝没有追求基业长青和技术创新的动力。因此，他们通常会竭泽而渔，为短期利润损害企业的长期发展。特别是由于竞争和激励的需要，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工资大大高于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结果是，董事职位变成了官员退休前的福利，一些在仕途上没有进一步升迁希望的官员在退休之前被安插在国有企业董事会。总之，“在马背上画道道并不能把马变成斑马”。退一步讲，即使通过治理结构的改善，国有企业在所有方面可以像私有企业那样有效运行，那么民营化不是更简单、更直接的方式吗？为什么要用一个复杂的方式解决简单的问题呢？
观点三，国有企业必须逐步去行政化。鉴于目前国有企业管理层的选拔和产生仍过多依靠传统的体制内组织配置的状况，有人主张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去行政化，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和业务消费等。
观点四，大中小国企分别对待。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对于大型企业，不管国有还是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要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需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来提供经营者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大型国企的改革首先要剥离政策负担，如果剥离了政策负担，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企经理是否有能力、是否经营得好、是否尽心尽责可以从企业的实际利润和市场的平均利润的对比中充分显现，这样国企也不一定经营不好。反之，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大型国企私有化以后，企业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来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得到的保护、补贴会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