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说到方法论的创新问题，开拓创新是《通史》的编纂原则之一。《通史》还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
王伟光：在《通史》的编纂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推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写作方式的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分析中国思想文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全面实现学术观点与思想理论创新，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上有新突破，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代表国家水准的创新性成果。
在我看来，《通史》应具备思想性、系统性、集成性、传承性和创新性。全书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思想变革历程和历史风貌；全书突出一条主纲，即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不断继承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全书通过对中华思想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将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思想传统和智慧的基础平台，是一部融合多学科、发挥多学科所长的学术集成之作，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接下来请您谈谈第五条原则，为什么要坚持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思想史？
王伟光：编纂《通史》，既要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问题，也要阐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中华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高度结合，包含着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如辩证法思想、唯物论思想等。因此，要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外来思想文化结合的角度来写，以世界的视域考察中国思想史。要把中华传统思想史中创新的、结合外来思想文化的成分，并能用于指导今天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思想线索梳理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通史》不仅是在论史，更是为了观照现实。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更有在思想中解决根本问题的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现实关怀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王伟光：对，所以编纂《通史》要坚持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努力为现实服务。坚持以史经世，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重点展现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我们党的思想探索历程，充分发掘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资源，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智力支持。
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主流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一直充满活力，此前有不少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版《通史》将呈现怎样的特色？
王伟光：我们一定要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搞《通史》项目的特色。一是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学派，代表我院主流学术思想。二是在时间、空间跨度上，视野要更开阔。三是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时代历史高度上，有时代性。四是对中华思想灵魂的挖掘、对中华精神文明和时代文明的认识要更深入。五是对资料和数据等材料的掌握要更丰富、丰满。
我认为，实施《通史》项目的关键是一个“通”字。一是要着重勾勒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思想史，在时空上要通。二是中华民族内生的动力和生生不息的价值观要通，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古今先进思想家的有关著作中都能体现出来。三是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联系要通，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同时不断向外释放、影响外来文化。四是中华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兼容并蓄要通，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包容众多的外来优秀文化。五是在中华文化裂变、转型的过程中，中华思想没有产生断层，要保证其延续性也要通。中华思想史是从中华民族社会存在发展基础上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思想是人民创造的，是通过思想家的历史活动反映出来的，我们要把人民思想史与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的思想史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史写作之难，有目共睹。加之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思想通史的写作难度更是可想而知。既要求高度浓缩材料，又要寻找思想史的连续性脉络。《通史》如何确保对中国思想史连续性的把握？
王伟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是思想史的主要脉搏，《通史》项目要特别突出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重点研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主流观念形态或理论体系。要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主流精神，并努力梳理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密码，用它作为贯穿全书的灵魂。中华民族从古代文明发展至今，靠的是内在的、不断继承的中国精神、中国思想。我们要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自信、信仰自信、价值观自信。在我看来，从最古老的思想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必须始终突出这一主流精神，不要割裂。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毛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