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全书的主线和灵魂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思想史的写法，学界存在诸多争论。比如，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怎样看待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对这些思想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通史》将如何处理？
王伟光：你提到的这些问题，项目组在筹备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学界对思想史写法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关涉的是思想史概念和范畴的界定问题。对于思想史，国外主要有三种概念，即观念史、专题思想史和知识史。观念史强调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与认识；专题思想史强调特定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表述、方法和观念；知识史接近文化史的范畴。这几个范畴都太窄，局限性较强。《通史》项目要做成大思想史，要体现文史哲多学科集成式的学术大气，要通过中国思想史，把文史哲学科贯穿起来。就具体写作策略来讲，要以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主线，以哲学思想为统领，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伦理为主要部分，强调每个时代的特点，重要的详写，一般的就少写。
《中国社会科学报》：思想史的不同写作策略背后，往往体现的是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通史》这样一部旨在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水准的思想史巨作，背后秉承的是怎样的指导思想？应该遵循哪些编纂原则？
王伟光：我认为，在《通史》的编纂过程中，至少应坚持六条原则。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二，坚持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第三，坚持人民思想史的写作思路；第四，坚持开拓创新的原则；第五，坚持以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思想史；第六，坚持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努力为现实服务。
其中，鲜明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通史》的主线和灵魂。要运用并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纷繁复杂的史料当中收集、分析、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梳理出一条明确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脉络和主线，找到中华思想最精华的内核。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全书的主线和灵魂。这一点是如何体现的呢？
王伟光：这在其他几条编纂原则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就拿第二条来分析。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它非凡的创见就是注重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结合贯通，而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互动研究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视角。思想来自于社会实践。我们要始终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思想，以社会形态为依据来考察思想史。从社会形态的深层次出发，揭示出时代思潮的本质和特点，深刻展现思想变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
编纂《通史》要通过社会史来看思想史，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坚持社会形态史的分期方法。据此，我们对《通史》的体例做了一个初步的设计，按照社会形态分为中国原始社会思想史编、中国奴隶社会思想史编、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思想史编、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编。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众思想要不要写入思想史是近年来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讨论较多的话题。有学者认为，人民群众的思想一般说来缺乏理论概括，在历史上也很少被保存下来，研究民众思想是不现实的。《通史》为什么坚持人民思想史的写作思路？
王伟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史》要坚持人民思想史的写作思路。我们既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高度重视杰出思想家们的精神成果，也重视普通百姓共同性的社会思潮、文化倾向、情感诉求和价值取向，也就是普遍社会观念；既重视学者们“十年磨一剑”的精致成就，也重视真正能影响生活方式、时代变迁的精神力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关注人民的观念与诉求，“把思想的历史还给人民”是本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创新，写一部人民群众的真正思想史是本书的基本追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通史》不仅仅是某些思想家的思想史，也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思想史，而是一部人民群众的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