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现着中国道路的文化底蕴、中国精神的文化根基、中国价值的文化源泉，也承载着中国梦的文化内涵。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这是否也是编纂《通史》的目的所在？
王伟光：这正是我要谈的《通史》项目的第二点意义和作用。编纂《通史》，可以深入挖掘中国历史文化宝藏，从历史的深处发掘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思想内核，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不断注入思想和精神力量。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离不开中华思想的开放和包容，离不开对优秀外来思想、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历史上，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吸纳，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构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维持稳定的重要精神力量；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迁，同样揭示了外来思想和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并一再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道学传统救不了中国，实现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有马克思主义，唯有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从未如此清晰的今天，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华，融合汇通外来先进思想文化，从历史和现实、思想和社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多重维度，探索总结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思想变迁规律，不仅有利于考量我们党90多年来的理论探索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分量，也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为中华文明的提升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筑牢思想文化的根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借由《通史》的梳理，我们是否可以在中华思想史的浩瀚卷帙中明确勾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坐标？
王伟光：的确如此。我们从实践和法律的角度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从学理的角度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纂修《通史》的又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弘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通过编纂《通史》，从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变迁的角度，审视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的思想发展轨迹，对近代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比较分析，辨异同，明是非，“述往事，思来者”，有助于牢固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思想史上的经典地位；有助于进一步弘扬几千年中国优秀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所形成的先进思想文化，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既是我们中华民族未来前进的基础，又是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可靠、最坚实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刚从宏观层面谈了《通史》项目的三大作用。如果仅从学术层面来看，实施《通史》项目有怎样的意义？
王伟光：启动《通史》项目的出发点就是要加强我院的基础学科研究。通过实施大项目，把我院哲学社会科学各基础学科的优秀人才调动起来，形成一个作战集团，把成果推出来，把队伍带出来，把基础学科立住。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通史》的编撰，不仅可以集成中华优秀思想成果，还可以造就一大批思想和学术人才。学术进步的前提在于队伍的接续、思想的传承。学术发展史反复证明，组织中青年学者参与重大学术项目，在学术实践中打牢基础、提高水平，不失为培养人才、锻炼队伍的有效途径。《通史》作为重要学术文化工程，既需要学养深厚的资深学者指导、把关，也需要大批中青年学者在第一线攻坚克难、躬行实践。尤其是《中华思想通史资料长编》，是全书的基础性工程，现在看来，中青年学者将是其主力和骨干。通过搜集、整理和甄选重要思想史料，中青年学者将经受一次极其严格的学术史训练，这是治学的基本功。他们将从中汲取思想精华，提高思想认识，体悟先贤治学取向，开阔学术视野，认识学术规律，培养优良学风，深化学养基础，重塑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使我们的学术事业和社会科学事业后继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