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化范式”否定“革命史范式”不可取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库恩的“范式”概念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有部分学者提出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来阐明中国近代史。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否合理？
郑师渠：讨论学术问题，运用概念的准确性十分重要。前些年有关“范式”的争论，严格上讲，所争并非库恩所讲的那个“范式”概念，而是人言言殊。这显然不合科学规范，它增加了讨论中不必要的混乱。问题讨论至今不能深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当下一些学者似乎认为，将近30年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概括为“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了‘革命史范式’”，是不证自明的客观事实。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问题。
试想，将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不论老中青学者的工作，都归入统一的“现代化范式”，这种“通天下皆一式”的绝对化和简单化的概括岂非过于武断了？在事实上，它可能吗？此其一。依库恩所言，“范式”的确立，是多年之后由于一批经典作品的出现，才渐次形成，为人遵循。现在似乎倒过来了，先有“现代化范式”的概念，才有了近30年的近代史研究的展开。这显然既不符合库恩的本意，也完全不合乎逻辑。30年来，近代史研究的变迁，说到底，是时代变迁和由此引起学者价值观与治学视野方法变动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史与现代化两种范式更替的结果。此其二。范式要靠公认的一批经典来体现，这样的“现代化范式”经典在哪里？应当承认，所谓的“现代化范式”，至多仅是一种概念、说词，实际并未出现，更遑论皇皇的经典巨著了。且不说，对人文科学是否也存在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连库恩本人都持怀疑的态度了。此其三。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也常有类似“家法”、“路数”、“门径”等提法，以概括不同学者或学术流派特有的治学经验、方法与风格。它也包含着典范的意义，多元并存，相互包容。同时，相信他山之石有助攻错，反对门户之见；相信学术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更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强调学术发展中的不可通约性，而忽略继承性，不是中国学术应有的思维。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学者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反之，便是不入流。这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他强调学术发展的规律，在于因问题的转移与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时代学术潮流的新旧更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则称之为学术的“时代思潮”的变动，并对此有生动描述。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梁启超，在他们眼里，学术史的变迁，如潮之起伏，后浪推前浪，浑然一体，而非决绝。所以，若在上述中国学术思维的意义上偶或使用“范式”，当然是可以的；但若依库恩的本意，刻意将史学发展归结为不可通约的所谓新旧范式的不断更替，那就离题太远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客观上不存在所谓“两个范式”的较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将前30年的近代史研究扣上“革命史范式”的帽子，是轻率的，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仅从新时期许多新学科的开拓，恰恰都是创始于老一辈前期学者，已说明这一点。刻意渲染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转换，易生误导，除了将导致对前30年近代史研究历史地位估计不足的偏颇外，依库恩新旧范式不通约的思想，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又为否定“革命史范式”在逻辑上预设了前提。而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范式问题的讨论确曾有助于近代史学界思想解放与学术的发展。但这个时期业已过去，学界正走向更加开放与成熟。我们不需要刻意再去强调“范式”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