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传统？如何科学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师渠。
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是史学研究的突出品格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已经过时，新时期的研究应对中国近代史重新认识，重新书写。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郑师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认识改革前后的“两个30年”，强调两者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其本质都是我党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这种辩证的观点，对于我们正确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两个30年”，有重要指导意义。
包括近代史研究在内的历史学的发展不仅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学术发展较之政治，更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即体现为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学术品格。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传统史学中分离出来，建立完整的现代学科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这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教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专业队伍的建设、大量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以及集中反映崭新学科体系的教材编写出版，等等。其间，大师汇聚，名家名作蔚起。当然，也毋庸讳言，因时代的局限，此期近代史研究只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主线，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风俗史等更多学术领域少有人问津，学术研究不免陷入了偏枯。新时期以来，国力强盛，思想解放，近代史研究获得新生机，大得发舒，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其繁荣的局面与全面发展的态势，有目共睹，较之前30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固不待言；但若因此便低估甚至全盘否定前者，以为“今是而昨非”，就不免简单化，非智者所为。
两个时期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是统一的，不应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二者的关系不是“对与错”、“是与非”的关系，而是薪火相传，体现了学术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新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判然有别于前期，但同时也应看到，后期的发展绝非横空出世，它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再出发。我们说，学术上的创新首先在于它更需有敬畏之心。事实上，前辈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试想，研究近代思想史能不参考胡绳等先生的著作吗？研究近代经济史能不参考吴承明等先生的著作吗？研究辛亥革命能不参考章开沅、金冲及等先生的著作吗？研究太平天国能不参考罗尔纲等先生的著作吗？如此等等。“抽刀斩水水更流”。前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丰厚的学术遗产，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是无法绕过去的。
当然，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史家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故创新学术、超越前人，成了学术发展的应有之义。而集中反映学科发展的教材，也因之需要不断加以修订。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史实际上在不断地改写。但从本质的规定上说，改写不是重写，前者追求完善，后者是要颠覆重来。新时期不断有人主张重写中国近代史，他们所谓“重写”，就是属意后者。然而这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对于近代史的既有认识还存在许多不足，甚至错误，需要不断加以完善；但我们也必须坚信，经几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既有认识与本质把握：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它构成了近代史的脊梁，这并没有错，也是不可能颠覆的。胡绳是前期有代表性的学者、近代史大家。从1981年他的晚年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到2000年去世，他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听到了不同的意见并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新脉动。1998年，即去世前两年，他说，从现代化角度来写近代史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在中国要搞现代化，第一要争取独立，第二要反封建”。这即是说，历史是多侧面的，从新的角度不断改写近代史是学术的应有之义，但对近代史业已形成的正确的本质把握，无可动摇。颠覆了这个本质认识，所谓“重写”就成了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