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智慧城市，就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新模式。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智慧城市这一刚刚兴起的“舶来品”，正成为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一时风潮。根据工信部的数据，仅2012年，全国就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住建部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3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总数已达193个，80%以上的二级城市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更是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要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一时风头无两。
近期，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业内普遍认为，这个《意见》在保持支持力度的同时，似有给过于风起云涌的智慧城市热“点刹”的意味：不但没有定具体数字，还提出了一个“特色鲜明”的要求。
该意见甚至尖锐地指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虽取得积极进展，但也暴露出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网络安全隐患和风险突出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思路不清、盲目建设的苗头，亟待加强引导。
智慧城市在全球都是较为新颖的概念，无论是建设模式、运营模式都处于探索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数百城市争跳智慧城市“龙门”之际，我们要清醒地剖析一下，这个洋处方究竟能不能治中国城市病？如有疗效，哪里是突破口？
记者从日前在上海召开的“2014智慧城市创新发展峰会”等多个相关论坛和研讨会上撷取专家学者们的“大智慧”，力图为风起云涌的内地智慧城市建设大潮中的参与各方，特别是作为智慧城市建设主导者的地方政府，厘清一些误区，提供一些思路。
“舶来品”在中国大热
2008年11月6日，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一年后，IBM又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2009年9月，IBM与美国迪比克市共同宣布建立智慧城市。
作为全球首个智慧城市样板，这个6万人口的小城不仅坐拥密西西比河美景，还享受智能水网、智能电网、智能交通带来的便捷。
但对于IBM公司抛出智慧城市概念，外界的理解千差万别。2011年，未来学和城市问题研究者乔尔·科特金以基础设施、宜居性和经济发展为标准，评选出全球最“聪明”的十大城市。2012年，美国城市与气候专家博伊德·科恩选用完全不同的四项指标——创新、绿色、生活质量、数字化管理，评选出全球十大智慧城市。两份榜单仅有中国香港一处交集。
对于这个“舶来品”，国内的跟进速度令人吃惊。早在2012年底，住建部就发出《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同时下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为中国智慧城市创建建立游戏规则。至2013年8月，住建部批准193个城市（城区）进行智慧城市试点。
在智慧城市热潮背后，是巨额投入。工信部数据显示，仅2012年，全国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在业内广泛流传的另一个数据是，“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建设将拉动1万亿元规模的设备投资。
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主任张新红分析，附加在智慧城市概念上的，是带动经济发展的迫切渴望。他表示，当前，智慧城市国内比国外热，政府比企业热，媒体比市场热，股市比投资热，包装比创新热。
去年，张新红所在的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曾对全国31个地区的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行定量测评，并发布信息测评指数。结果发现，虽然每个城市的发展阶段、问题各有不同，但提出的智慧城市规划高度雷同。
智慧城市能否解决中国城市病？张新红担心，高度雷同的规划、层出不穷的城市发展问题，很可能导致中国的智慧城市不“智慧”。
专家们的共识是：如果只是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拉动GDP的手段，那么口号叫得山响，也只是一场投资盛宴而已；如果不从发展模式、城市规划、管理体制这些源头上解决重复建设的问题，那么即使投入了巨资，可能只得到一时一地的修修补补的作用。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国内过去将“城市化”理解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这遗留下很多问题。随着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阶段进入后半程，城市病逐步暴露。
“中国城市发展出现的许多问题，‘智慧’方案根本无法解决。”袁崇法说。以北京交通拥堵为例，过去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功能分区过度专业化，医院、学校、商业区高度分化，但每个人的需求是综合性的，这必然导致极高的交通成本，拥堵难以避免。
也就是说，如果规划不“智慧”，靠“智慧化手段”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对于正在发展、扩张的二三线城市，应在规划、建设源头上思考。对于已建成的城市，“智慧手段”则要尽量争取提高管理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