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直追到那些贪官的子孙成为穷人
具体做法之三，亏空官员一律革职与“追变家产”。与以往不同的是，雍正朝增加了将亏空官员一律革职分赔
与追变家产两项严厉的处分。即“嗣后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着落伊身勒限追还。”“凡亏空官员于题参时，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封其家产追变。”“亏空之官查其子有出仕者，解任发追，完日开复。”
这些定例表达了三个信息，即亏空官员本人审明革职、勒限追补；任所及原籍家产变价赔补；子孙也一并解任承担赔补。对于亏空数额较大的官员，在追赔中的处置尤其严厉，本人在革职后还要被监禁起来，家产一律查封。
例如，雍正元年九月，道员许大定因亏空银米甚多，雍正帝下令将其监禁在湖广，其亏空银米由湖广总督审明勒限追完，若不完，便将许大定正法。而许大定在山东道任内亦有缺欠银两，则交予山东巡抚查明，移咨湖广督抚追取，许大定原籍的家产则交与地方官看守。又如，雍正二年，雍正帝以原任陕西布政使萨穆哈亏空甚多，情节恶劣，命将“伊子有在西安者即于彼处提拿监禁严追，有在京者十五岁以上，俱着拿交刑部监禁严。”雍正四年三月，甘肃巡抚噶世图有亏空未完钱粮，擅自回京，惹怒雍正帝，他令吏兵刑三部“遣员驰驿迎往，严行锁拿，交地方官解交石文焯收管”， 随后羁押在兰州追赔。
雍正帝一向认为，贪官婪取之财都是“肥身家以长子孙”，所以他必欲穷追，追赔过程中的“严刑夹讯”当绝非个案，子弟中的为官者还要受到行政上的连带处罚，直追到那些贪官的子孙成为穷人，且不吝功臣勋戚、不分人汉人以及任何高官显宦。雍正帝之所以实施严厉之手段，是因为亏空的事态十分严重，仅官方档案有记载的亏空数额就在千万两之上，未登记在案的亏空更是不知凡几。而查处的结果更是，自督抚到州县几乎无官不亏空，每一亏空的背后都有一条利益集团的关系链。仅隆科多受贿案就牵扯到赵世显、满保、苏克济、甘国璧、吴存礼、鄂海、佟国勷、李树德等八名督抚行贿，他们大都是背负巨额亏空的直接责任人。而在江苏巡抚吴存礼的一张借欠库银的清单上，记载着他亏空45万余两的库银去向全部用于行贿，而受贿之人自王公贵族、朝廷权要如大学士及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员竟达219人。
五、成立了直属于皇帝的独立审核机构“会考府”
吏治腐败到如此程度，如果不重加惩治，贪风难以止息。正如雍正帝在事后所说的那样：“朕若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毙何所底止？”而“贪黩之风不息，则上亏国课下剥民膏。”
清查亏空的目的，说到底是国家在经济上对官僚个人非法占有的全面清算并收归国有，因此对官员个人而言是一次利益的巨大损失，没有人愿意将已经到手的银两再拿出来，也没有人能心甘情愿地将挪用侵欺的银两算在个人赔补的账上，而且要赔到倾家荡产。所以，清查亏空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而赔补的过程就更加不易。地方官为掩饰亏空无所不用其极，而在共同的利益下，互相徇隐包庇是其通用的手法。
正由于清查的难度之大，雍正帝最初设想的三年为限的清查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于是，雍正帝又开始了第二个为期三年的清查。期间，一个有效的机制是在中央成立了直属于皇帝的独立审核机构“会考府”。同时，各省清查亏空的大员，全部调换上以“风力”著称的干练能臣，其中山东巡抚黄炳、广西巡抚李绂、直隶巡抚李维钧、山西巡抚诺岷、江西巡抚迈柱、广东巡抚杨文乾，以及河南巡抚石文焯、田文镜，湖广总督杨宗仁等，都是在雍正帝清理亏空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封疆大吏。在这过程中，凡是清理亏空较有成效的直省大都属于追补亏空严厉的地方，且几乎所有的亏空在弥补上都采取了分赔与追变家产的措施。最重要的还有，雍正帝在弥补亏空的过程中，实行了耗羡归公的财政制度改革，在补足财政亏空的同时，改变官员低俸状态，实施高薪养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澄清吏治进行了制度性修补。经过七年多的严厉整顿，吏治与财政清理初见成效。雍正八年二月，雍正帝宣布说：“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是众人悛改之象，与朕期望之意相符，亦可遂朕宽宥之初心矣！” 对此，乾隆皇帝有过这样的表述，他说：“皇考世宗宪皇帝惩戒贪墨，执法不少宽贷，维时人心儆畏。” 而且，对亏空的追赔一直持续到乾隆初年，乾隆二年，皇帝发上谕说：“从前侵贪挪移应追之项，已于恩诏内令查，果家产尽绝力不能完者，概与豁免。” 而这场政治飓风对官场吏治也的确起到了警示作用，所谓“人心渐知畏法，风俗亦觉改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