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旦发现亏空，必令亏空责任人赔补
雍正朝政治向以严猛著称，而清查亏空更是犹如一场政治飓风，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卷入其中，其手段之厉，尤其表现在追赔上，用雍正帝的话说，叫做“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
具体做法之一，限时补足亏空。继位伊始，雍正帝破例将内阁草拟的《登基恩诏》中有关豁免官员亏空的条文删除，一个月后，即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谕令全面清理钱粮，除陕西省因用兵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在清查过程中，一旦发现亏空，必令亏空责任人赔补：“凡有亏空，无论己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雍正帝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雍正元年初，山东巡抚黄炳奉命向皇帝报告了调查山东仓谷案的情况。山东从康熙四十五年至康熙五十三年八年间，以存贮粮食为名，累计收银240多万两。本来这些银子应该用来购买谷物存放，但实际上只有93万两被用来买粮食，剩下超过六成的银子被当时各级官员按股私分，其中尤以时任山东巡抚的蒋陈锡和登州知府李元龙分得最多。山东仓谷亏空一案，在康熙末年已风传各省乃至京城，雍正帝在登基之前就有耳闻，他在即位后立即升黄炳为巡抚，就是希望他能严查此事。黄炳也未负雍正帝所望，迅速将其中情节查明奏闻。
对此，雍正帝批示要对主犯李元龙严惩。他说：李元龙“家私数百万，而仍贪酷不已”，罪不容诛。李元龙与前任巡抚李树德为同宗，“同通不规，扰害百姓。此等不肖种类，当一面拿问，一面参处。在此人身上追出数十万金以养尔山东百姓，不是好事么？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人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因为雍正帝明白，官员贪污，多是为家庭子孙谋利，正所谓“妻妾欢悦童仆饱，始知官职为他人”。发此狠话，反映了雍正帝惩贪的坚决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
三、用婪赃得来的钱买官者尤其不可饶恕
具体做法之二，责任上司分赔。在如何弥补亏空的问题上，雍正帝仍然继续以往的由亏空本官以及失察上级分赔的政策，即连带责任制。所谓“州县力不能完，则上司有分赔之例。” 对于亏空官员，经审核确系因公挪用而无侵欺入己之人，勒限一年内赔补，全完准以原职补用。而对于失察并蓄意徇庇之上司则重点惩治。
雍正元年五月，经湖广总督杨宗仁清查，湖广（湖南、湖北）两省的亏空情形十分严重，原任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七位高官都被查出对亏空负有责任，但七人中只有湖北布政使张圣弼尚且在任。于是，杨宗仁提出由张圣弼及现任官员分赔完补亏空的方案。
雍正帝批示说：“湖广亦参得第总督、巡抚、布、按七人，一样七个东西，具（俱）该正法者。但朕初登大位，不忍将负皇父封疆大臣即加诛戮，所以容彼一命。但此等无项之亏空，亦不应全作在张圣弼一人身上，恐不能完结，将来止于家产尽绝而已。所有牵连（原任湖广总督）满丕等之处，当入内合力赔补方是。你们如今为什么替他们设法完结？如他们不畏死、不能时，再以钱粮为重，还不迟。”
也就是说，雍正帝虽然将应该杀头的“总督、巡抚、布、按七人”暂且饶其不死。但认为，这一亏空案，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布政使张圣弼一人身上，且湖广亏空数额巨大，以张圣弼一人财力根本无法弥补，将来最多只能追到他家产尽绝。而且，总督、巡抚作为上司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满丕，此前曾以白银三十万两献于康熙帝的九子爱新觉罗·胤禟，以期得到湖广总督的任命。雍正帝对此深恶痛绝，所以指示在处理赔补亏空时，要同时追究满丕等责任人的责任，让他们合力赔补，表示一追到底，说亏空者不赔，除非“他们不畏死”，直追到他们真正无力归还时，再由现任官员设法赔补。显然，雍正帝认为这些贪官污吏罪无可赦，用婪赃得来的钱买官者尤其不可饶恕，处置绝不手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