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法律监管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传统法学研究中，监管更侧重分析其合法性，即监管应该权力正当、程序合法；而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监管不仅要合法，更应该是有效益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的成本是在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过程中各方所发生的人力、物力投入，包括国家在对监管进行立法、监管执法及小额贷款公司为了配合监管而做出的人财物的投入，这些成本有的是可以量化并能实际感知的，而有的则无法量化。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减少或避免因发生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对小额贷款公司实施监管所带来的收益直观的描述是因实施监管所避免的在缺乏金融监管的情况下所导致的金融风险造成的损失。此外，因实施监管而使得小额信贷市场有序进行，从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构成对小贷公司实施监管所带来的收益。
现有监管制度的立法和执法成本过高。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立法要遵循严格的程序，从调研、论证到提出草案，再到草案的审议、修改、通过、公布，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等投入。现有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并没有国家层面的专门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高效力位阶的法律制度存在，而是由各地方政府分别立法，但就立法内容来看，这些监管办法多大同小异。显然，这对立法资源是一种严重的浪费。同时，现有监管制度的执法成本偏高。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行政执法成本，是监管主体在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管过程中所投入的成本。监管成本高昂，一方面是现有监管主体的混乱、多头监管所导致的执法成本投入过高，另一方面是因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②。
现有监管制度的违法成本过低。守法成本与违法成本直接相关，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机制的守法成本是指小额贷款公司为遵守国家有关监管制度安排和配合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而承担的各种成本。我国《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对不同效力层级的法律设定行政处罚做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国务院部委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省级及较大市的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设定行政处罚，但仅限于警告或少量的罚款，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任何形式的行政处罚。这使得地方在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管立法时，当小额贷款公司发生违规行为时，只能给予警告和罚款两种处罚。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衡量，对小额贷款公司违规处罚的轻重，构成小额贷款公司的违法成本，违规处罚偏轻、处罚措施不健全意味着从事违法行为的成本偏低，这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在面对巨大的违规经营收益面前往往容易选择从事违法行为，这将直接影响到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有效性。
现行法律监管制度的供需不均衡
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机制，除要符合监管效益最大化的要求，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时，还要从需求与供给的角度考虑，寻找最佳的监管制度边界及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状态。
目前，我国遵循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制度供给模式，国家或政府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法律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更多地是从实现自身监管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对小额信贷市场的监管做出制度安排，忽视了作为被监管者的小额贷款公司本身的法律制度的需求。这种非需求导向型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模式，背离了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及监管的实际需求，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度出现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的怪象。
现有监管制度供给存在过剩。随着各地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如火如荼的展开，人民银行、银监会及各地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规范性文件也纷纷出台，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提供了一系列制度上的供给。中央部委的规范性文件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于2008年发布的《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会于2009年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等。地方出台的管理制度如《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试行）》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促进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规范、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显然，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偏多，规范之间重复和相互冲突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的供给过剩。
现有监管制度也存在供给不足。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普遍法律效力偏低、制度分散、缺乏系统性，一定程度上来讲，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仍然无法可依。首先，现有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基本上属于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位阶过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属于“法律”。其次，现行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规定较为粗略、原则化，对于许多具体的监管制度并未详细规定，多集中于对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准入和运营的限制，而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退出、监管主体的监管职权、监管的流程和标准缺乏规定，主要表现为：小额贷款公司行业自律监管缺失、小额贷款市场信用建设的法制环境缺失和小额贷款公司内部风险防范制度缺失③。
总体而言，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存在严重的供给与需求相背离的现象，未能满足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实际需求，可以说，现行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法律制度立法滞后、制度供给不足，难以满足监管需求，尚未达至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根据制度经济学供给—需求的一般原理，需求与供给均衡应该是政府监管的理想状态，供给不足或者过剩都会导致不经济，同样无助于效率的实现。”④
完善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法律监管制度体系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监管制度存在立法缺失、监管主体混乱、具体监管制度不完善、退出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难以适应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需要，亟需进行完善。
明确监管主体，合理厘清监管职能。构建完善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机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谁来实施监管的问题，即确定监管的主体。在试点实践中可以由政府组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日常监管职能。然而，就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实践而言，尚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偏低，根据《立法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尚不具备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监管职能所需各项权力的授权权限；二是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委员会涉及政府职能部门增设的编制审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