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不同脉络使得公诉裁量权在大陆法国家与英美法国家形成了不同的进路，从宏观上看，“公诉裁量权在英美法系国家从现象走向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从被排斥走向被接纳，其生命力逐步呈现。”⑤公诉权与刑罚目的论的发展演变对公诉裁量权的属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公诉权的源起是基于权力制衡的根本目的，而刑罚目的的转变则使公诉裁量权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该角度而言，公诉裁量权兼具有权力制衡与轻刑罚化之属性。
可裁量性维度之探究
公诉裁量权意味着公诉权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可裁量性，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这种可裁量性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刑事裁量权的理论基础宏观上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回答：一是哲学基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不同的哲学基础，二者的不同集中体现在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与英美国家经验主义之争，“理性主义把人类理性无限夸大的结果在法律中的体现是对立法者能力的无限夸大，立法者不仅具有最强的归纳、表达能力，而且能够对未来作出最全面的预测和建构，有能力制定一个包罗万象、逻辑统一、完备无缺的法典，启蒙运动和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曾经相信，法律是完美无缺的。”⑥这种认为司法活动能够与“理想法律”完美对接的思想注定因其过于理想化而无法成为现实，因而不得不设定相应的司法裁量空间，依靠司法者的经验、理性等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而在英美国家，司法经验主义并不信任可以完全凭借立法者的理性制定出完备无缺的法典，判例法取代法典成为法律的主要渊源。经验主义哲学对于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为刑事裁量权的存在提供了哲学基础。二是法律基础：就成文法而言，法律现象的多样性与法的局限性之矛盾使得刑事裁量权的产生成为必然，这也是严格规则主义法律思想在现实中的无奈选择。成文法的稳定性会导致相应的滞后性，加之其他局限性使得成文法难以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法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正义的实现，不仅包括一般正义也包括个别正义，司法人员通过刑事裁量活动是实现个别正义的最佳途径，个别正义的实现最终促成法的根本目的之实现。
具体到公诉裁量权而言，起诉便宜主义是公诉权可裁量性最直接的体现，通过赋予检察官在公诉活动中的裁量权，使司法具有一定的弹性，从而可以有效弥补起诉法定的天然不足。案件情况的差异性是公诉裁量权的现实动因，检察官在行使起诉权过程中，由于个案涉及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以及出于公共利益的综合考虑，难以完全依据严格的法律预设作出相应的决定，因此公诉裁量权是实现个案正义的必然选择。作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自由裁量对于公诉制度亦不可或缺，公诉裁量权具有可裁量性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结语
公诉裁量权定位之争源于对其本质属性的认识不足，而事物的属性往往是与生俱来或者多方因素共同作用所致。从权力基础、历史发展与可裁量性的多重维度对公诉裁量权进行全面分析后可将其属性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具有诉权与国家追诉权的双重属性；二是具有权力制衡与轻刑罚化的属性；三是具有基于正义实现的可裁量性。对公诉裁量权属性的准确定位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方向指引与理论参考，譬如说，因为明确了公诉裁量权是国家追诉权，就有理由基于公权力的专有性及滥用可能对其进行相应的规制；因为明确了公诉裁量权具有诉权的属性，就可以解释刑事和解的合理性；因为明确了公诉裁量权的可裁量性，就能够为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找到理论依据。
我国2013年新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和解、附条件不起诉等，从近两年的实施效果看，公诉裁量权对于缓解审判压力，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公诉裁量权属性的深入分析能更好地指导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权力的运用。扩大检察机关的公诉裁量权也是顺应国际发展趋势，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公诉裁量权在我国仍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公权力的扩张也意味着滥用风险的增加，从而必须规定相应的制约措施才能实现立法的目的，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同样需要准确把握公诉裁量权的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公诉裁量权的属性定位是所有关于该项权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周长军：《刑事裁量权论—在划一性与个别化之间》，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②樊崇义等：《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5页。
③毛建平：《起诉裁量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前程序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5~288页。
⑤苏琳伟：《公诉裁量权研究—从现象到制度的考察》，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⑥［德］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05~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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