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中的法律思想，先进性和局限性并存，剔除其法律思想中不合理的、落后的成分，对当代法治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商君书》从法律制度的起源进行考察，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主张，虽然和现代的法治精神具有重大差别，但《商君书》从法律思想的发端和法律的起源进行挖掘法律之治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在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要将如何取得“法治的共识”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予以推进，不仅要注重立法工作，而且必须对法律的实施效果进行考察，关注法律制度的具体实施。商鞅将“法治”的作用扩大化、极端化，完全否定了德治的作用，这就启示我们，在实施“法治”的同时依然必须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从而使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整作用。此外，商鞅“不法古”、“不修今”等主张，对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借鉴价值，全面深化改革，不能过于效法古人，也不能过于拘泥于现状。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院；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前期成果，项目编号：13CFX021）
【注释】
①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51页。
②于琨奇：“商鞅变法性质之探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③黄公伟：《法家哲学体系指归》，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5页。
④商鞅：《商君书译注》，周晓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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