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城镇化道路在“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两种模式上发展，各地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基于人口、土地、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的城乡统筹与“三化”并进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实现农村资产的确权化与资本化、推进全面的均等式的城镇化建设与促进大中城市、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城市化 建设模式 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人口、环境、资源等压力下，推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与发展措施，使得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城镇化人口已经突破了7亿，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及态势进入了新时期。然而，传统的资源消耗、劳动密集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在经济转型、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战略下，实施新型城镇化道路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选择，在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前提下，促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土地利用模式集约化及大中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化。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在各自的城镇化道路上采取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为我国整体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典型模式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不同于国外，是在“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两方面内容也体现了我国当前城镇化的两种路径：一种是走“城市化”道路，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不断扩大城市规模，通过城市规模的扩大来吸纳更多的农业人口，从而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另一种路径是走“农村城镇化”道路，即以农村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提高农村小城镇的人口与经济聚集能力，从而推进农村的城镇化。
从目前全国各地的实践来看，这两种模式各有代表，从发展影响效果上来看，成都模式与温州模式最具特点，成都模式偏重于城市化中的城乡统筹，而温州模式则偏重于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基层治理。
成都模式。成都市作为国务院批复的首批城乡统筹配套改革试验区，自2007年开始，各级政府均将城乡统筹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其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在农村土地确权的前提下，集中进行“三化”建设（即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工业城镇化），在“三化”集中并进的过程中，全方位推进城镇化，同时兼顾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利益协调。
在农村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现耕地在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此外，还通过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的确权，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促使农民向城镇、集镇或城市集中，这样既可以节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又能将剩余的建设用地指标转移给城镇，还能够在土地转移与流转中获得级差收益。级差收益的一部分返回农村用来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另一部分归农民自身所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速工业区域的集中，从而提高城市的人口及经济吸纳能力，防止城市扩大后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温州模式。2011年，温州市全面启动城乡统筹配套改革综合试验，其改革的重心是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温州模式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是经济、政治、社会三个领域全方面的改革，致力于重新构建国家建设、社区治理与集体产权合作的基层治理体系。
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实现“政经分开”，将农民的社会身份与经济身份相分离，为农民变市民打破身份上的阻碍，农村的自治模式就逐渐向社区管理模式过渡，为实现城乡管理一体化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实行“资地分离”措施，将农村集体财产分为土地资产与非土地资产，分别界定这两种资产的经济属性。对于土地资产，通过发展合作社的方式来促进土地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从而达到农业现代化的目的；对于非土地资产，则实施股份制改革，将农村工业纳入到城镇工业化之中，共同作为城镇化的经济支撑。通过“政经分开”与“资地分离”两种措施，最终实现户口与产权、户口与身份的分离，推动农民变市民，在此基础上积极保障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各种集体财产权，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保障“三化”建设（人口城镇化、工业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并举。
典型模式下城镇化探索的基本经验
“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两种城镇化路径同时推进。人多地少、资源环境压力大，是我国当前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即便按照现在的速度全力推进城镇化，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超过70%，但仍有近5亿人生活在农村。
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生态环境、粮食安全等因素对城镇化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与制约，通过城市化的道路来强化农村人口聚集，固然是一个好办法，但在扩充城市的同时也需要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促进乡村工业化发展的同时能够就地安置人口与产业聚集，这两个路径不可偏废，唯有如此，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社区，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成都模式与温州模式虽然发展路径偏重点不同，但同时都实施了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两条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