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政治实践的影响
作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实用主义对美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教育、宗教和艺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实用主义对美国政治实践的影响尤其明显。在那本被美国人奉为经典的《美国的民主》一书当中，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直接将实用主义视为“美国精神”，认为美国人的求真务实精神和开拓进取之心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美利坚民族是务实的民族，美国的领导者则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
美国人一直讲究实用。在独立战争中，殖民地人民突破了传统战术的限制，采取了更加实用的战术，使得英军陷入狼狈的境地。华盛顿将军本人就是一个很讲究实用的人，很多政策都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同时，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和当时殖民地的清教精神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发展出实用主义哲学，但是，却为美国政治实践中的实用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实用主义改革、创新思维方式的主导下，美国政治实践特别强调了改革。美国历史基本上以时间为断限，被划分为不同的时代，比如，镀金时代、进步时代、改革时代等等，这跟这种改革思维是联系在一起的。威尔逊曾以“新自由”作为他施政的一个纲领；罗斯福也以他的“四大自由”为进一步实施“新政”的旗帜。大到内战期间对奴隶制的废除，小到奥巴马的竞选纲领，在美国政治当中，那些注重实用、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常常会获得民众的支持，也更会在政治实践中有所作为。
罗斯福主导下的新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在美国政治当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改革，作为总指挥的罗斯福总统却“既没有整顿经济的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奇特的计划”。那么，新政失败，如何收拾这一烂摊子呢？对此，罗斯福甚至直接宣称：“如果这种方法失败了，那就坦白承认，并试行另一种”。其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跃然纸上。新政引人注目的演进之路，亦是实用主义的一种体现。罗斯福曾经明确指出，我们说文明是一棵树，在成长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腐木和朽木。激进派说：“把它砍了”。保守派说：“别碰它”。自由妥协派说：“让我们来修剪它，这样就既不会损害老树干，也不会损失新树杈”。发动这次竞选是为了让全国按既定方向前进，走有序前进的演变之路，同时避免激进派的革命和保守派的革命。
在法律领域，实用主义亦有着重要的影响，司法实用主义不仅自成体系，而且，成为美国司法实践的一个描述。从庞德到波斯那，美国形成了独特的实用主义法学流派。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波斯那认为，哲学实用主义给美国的法律带来了一种“最有用的东西”，即一种“实用主义情绪”，也就是“日常实用主义”。法律实用主义的萌芽阶段可以追溯到霍姆斯。这位大法学家通过自己多年的法律实践总结认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在美国，司法机关虽然在三权分立的体系当中相对权力较小，但是，凭着实用主义的法学精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不断地扩张司法权力，不仅在制宪会议之后将司法审查的权力握在自己手里，甚至在2000年大选中充当了美国大选的最终裁决人，对美国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外交领域，这种实用主义的影响就更大，“有用即真理”几乎成为美国外交的行动指南。尽管我们看到，美国也常常会在外交领域强调意识形态，比如，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然而，主导美国外交的还是实用主义。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可以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从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与中国建交、在朝鲜和越南的停战，都体现了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尽管共和党会对意识形态偏重一些，但民主党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直到奥巴马时代仍不例外，这说明了实用主义对美国政治的持久影响。
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博士就曾明确指出，不要认为美国有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战略。在他看来，美国从来没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更没有一套完整的战略思想。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外交目标的需要, 美国的决策者都提出不同的外交政策。如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策、人权外交等等。这就让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容易在外交领域推行双重标准。民主与人权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原则，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却发现，他们并没有遵从一个一贯的标准。美国政府的智库甚至直接声称：“我们的对外政策对现在称作‘人权’问题的情况不仅有双重标准，而且有三重或四重标准。事实上，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有许多标准—这似乎是应该的。”
美国政治中的实用主义，善于妥协，灵活变通，谨慎明智，使得美国在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实用主义抛弃了明确的意识形态和伦理原则，考虑问题容易限于眼前利益，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