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解放南非，我们真诚地需要人权法案
我们不是要单纯地选出民选官员，这个法治理念深入南非人的理念里，我们不是要取悦谁，我们希望我们被流放的人，能够回到南非，也要有这个人权法案。
有人说是ANC是被推动这么做的，其实是当时ANC的领导人奥利佛.坦博非常要求推动这个人权法案。我当时非常激动。很多人担心这个人权法案是要保障任何白人不受任何改变影响，虽然任何南非人都有平等投票权，但这个人权方案是否是保有白人的土地，他们的财产，要保障他们的特权？我说这是一个战略问题，甚至有人说南非是马列主义的国家，是恐怖主义的国家，我们要从这种里面解放出来。因此我们支持人权法案，也有利于我们的公共形象。
但在很多国家，包括挪威的很多朋友也反对我们的武装斗争，但是我们只有这样，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团结，用大家的意志力改变这个社会。但是奥利佛也发现，人权法案也是非常全新，非常重要的事物。任何人不会因为是白人或者少数民族就被赶出家门、没收土地，被多数人欺负压迫。这个方案对我们的激进转型也很重要。
很多人认为，曼德拉是个主要人物，但是他对这些战略性的做法没有太多参与。我发现很多人喜欢用某个重要人物来代表，但其实每个人都有参与。奥利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反对找俘虏寻仇，他也坚持人权法案对民族非常重要。
我们制定人权法案是为了约束自己，而不是为了追求特权
其次，我们需要人权法案约束自己。我们常常发现，那打着追求自由幌子的人，不断想办法实现自己的特权。我们必须事先警告自己，保证自己不成那样的人，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在回到南非的时候，必须能够把这个人权法案嵌入在里面。我们写宪法不是从头开始的，是把宪法的精神包含着里面。
我当时住在非常落后的地方，我在有关人权法案的一次演讲一个月后，一只手就被炸伤了，这只眼睛被炸瞎了。我那种在监狱里被关押的恐怖，反而被这次袭击解除了，那是在1988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医师能否解释这个现象。
我在英国出院的时候，ANC邀请我为南非写一部人权法案，有人说我刚被炸断了手臂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却不了解这样的要求正好是治好我的伤痛的良药。它让我把以前的愿景都具体化了。
当时我住在都柏林的房子，桌子上只有一张白纸，没有任何一本书，我认为人权法案一定是从你内心深处对公平正义的体认，而不是从任何一本书里参考内容。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和权利，把基本的人权法案写出来，我是写完了草稿才去参考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等。
我写这个的过程就是我治疗的过程，是这个写宪法的过程本身，使我复原。我之前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我到底是应该听学校里法律教授的说法还是听贫民窟里穷人的说法，结果我突然想到历史上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大陆，不同的情景之下，人权、法治都能广为流传，能把我的热情都激发出来。
过去有很多法外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看到未来新的发展。所以有人说，我们要永远地去质疑法律的虚伪性。以我身为律师的经验，如果我们放弃了法律的各种可能性，过于地质疑和苛刻，那我们就没有现在南非的这部宪法，他治愈了我也治愈了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前我们斗争到死，现在我们坐一个桌子旁边，共同建设一个国家。
妥协是为了达到协议而妥协，你不一定要了解对方，我们必须宽容别人，我们要承认当初压迫你的人，我们必须找到双方都愿意接受的语言，所以我在草拟法律的时候，我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因为我更相信法治，不是因为我经历了什么，而是我们相信宪法不是基本文件，它还提供了南非人各种生活可能性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