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我恢复了对法律的信心，但限制妇女投票权让我再次怀疑法律
我出来之后，到了英国，我以为到了英国，我就可以逃离这噩梦，这是我第一次试着逃离南非，我失败了。我开始研究南非的司法制度，我发现可以打赢小的战役，但是对种族隔离政策却束手无策。我观摩英国的制度，在英国这样一个社会我重新找到了对法律的信心，可是在1960年末期，这时欧洲属于反叛的年代，不少学者在批判欧洲的社会，也影响到人们对法律的信心，后来我就开始大量阅读，我看到很多案例。我看到一个案例，我发现有六十年的时间，英国禁止妇女有投票权，有进入立法机构的权利，也没法担任律师工作。
在英国拥有土地就有投票权，但他们告诉我们尽管妇女有土地，但法律却说她们却不是人，我感到很震惊。英国的法庭说，我们不能让你成为律师，这是为了保护你，因为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法律认为女人过于情绪化，因为法庭环境里很危险。而且他们说，如果女人有投票权，绝对会伤害到大英帝国。如果妇女投票，选出来的国会将难以发挥作用，这让我非常惊讶。
其实，原本我恢复了对法律的信心，应该制定规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人人平等的，但我发现在英国却不是如此，法律是为男人写的，不是为女人写的。而且这些男人必须是英国的男人，不能是印度或南非的男人。
我发现我的尊严被剥夺了，我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我很感激这个机会，对我来讲，我会接触到很多案例和法律书，当时我写成了一本书。但我发现英国核心社会价值和行政架构，都反映出帝国的文化，它有很多殖民地，其实我发现个人的尊严是荡然无存的。
为了平等正义，我去参加了解放运动
后来我就决定去莫桑比克，这期间是令我振奋的一段时间，我重新找到了我的勇气，我争取解放运动。那时候，我希望农民、劳动阶层和贫民能够解放出来，打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后来我也看了他们的宪法，最重要的时是要保障人民的权利。那时候莫桑比克是个全新的国家，希望能把人们团结起来，我们当时排队领取物质，那时候很短缺，但是我们内心是充实的。
但冷战对非洲大陆的伤害不亚于奴隶和种族制度造成的伤害，当时独立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但他们没办法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制度。因为冷战时期，每个国家都出现了强而有力的领导人，那个时候国际的争端和冲突，有利于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没有反对力量的空间。在莫桑比克有很多难民，很多人失去了手脚，我就认识到在社会当中一定要有反对势力。我不能只看书，其实我在莫桑比克，我有很深的体验。当时该国只有四个律师，除了我，当时有一个司法部长，两个教法律的老师，我们在乡村成了法庭，主要处理离婚这样的小事件，但是有人被随意指控是小偷就会被关起来，但是富人却是没有法律规定制约的，对穷人来讲他们没有救济的途径，但是富人可以跟法律斗，没有制约的可能，穷人没有办法自保，还没有审判就可以被随意关起来。
非洲强人政治反而让我遵循内心的法治需求，我反对找敌人寻仇，寻仇是社会的毒瘤
我发现，法治开始在我的内心发芽生根。当时非洲民族议会（ANC）的领导人，他那时在海外流亡，我在莫桑比克的时候，其实医疗不是非常的发达。他知道我在莫桑比克过得非常辛苦，可是我没有放弃希望。在当时，ANC的代表告诉我有个会议要我参加，准备发言稿件。
当时我去他的办公室，我看到他在拿着苍蝇拍在拍苍蝇。那时有特务要破坏ANC在海外的解放运动，当时情势非常危险，当时没有法律规定，抓到与你敌对的政党人士怎么办？比如在美国共和党人落入民主党的手中，会怎么办？
当时我们在南非，我就说国际之间是有一些公约的，我们不能有任何酷刑，我们不能够寻仇。
可是他说，我们有在抓到特务来寻仇，我们主张自由民主，我们竟然也要对南非政府的特务寻仇。那我们需要一个规范来处理这个问题。他非常放心我来制定规则，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文献。
在ANC内部，比如有人偷东西、撞到车子，当时有一套行为规范，就像刑事法律或诉讼法律那样运转，但这是在ANC组织内部的运用。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些规则体现的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和克制应用到ANC和政府特务之间，里面有个关键就是讯问，其实有个执行的问题。我们在卡比亚的地方，有武装把我们包围起来，南非政府要逮捕我们，但我们的解放运动不要寻仇。
我认为不要寻仇，我就给代表团的成员来说，可不可以用极端的密集的强迫方法？结果第一个站到舞台上的人，他当时是军人，他就说不要寻仇，不要用任何好听的说法。另外一个军人说我们在追求生命，怎么能够去反对生命呢？这就是一个共识，我们最后一直地投票通过不得寻仇的规定。
美国现在有人还在讨论是否对恐怖分子寻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寻仇的人也很丑陋，他就像是一个毒瘤，他会把这个丑陋散布到整个社会里头。
回过头来看，我们在解放运动中的这个做法，是遵循我们内心的法治需求，它不仅是在定义我们自己的目的，定义我们是自由斗士，它有非常深刻的内涵，我们没用法治风暴这个说法，但我们证明法律的所谓正当性，不只是用来统治或规范别人，也是用来规范我们自己的自由。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发生寻仇，寻仇一定被谴责，这种系统性的虐待再也没有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南非有人权法案，它能在南非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