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党内民主需要很大的勇气
记者：您曾经在一些媒体上谈到，推进党内民主需要很大的勇气，为什么这么说？
王长江：我刚才说过，当前的改革是深水区的改革。深水区的改革留下的都是大问题。我们思考一下，这些大问题为什么是大问题？无非是因为它们根子深，和过去的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体制可以理解为一种权力格局，而权力格局的背后实际上离不开利益格局。所以，事情很清楚：动这些大问题，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要动旧有的格局，要触及利益。触及利益自然比触及灵魂要难。触及灵魂，就是触及思想，只要道理讲通了，观念转变了，问题就解决了。而利益不是道理上说通了，既得利益者就会自动放弃的。
党内民主的推进也是这个道理。过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现在党内普通党员也要来参与，也要做主，自然就有权力调整的问题。尤其是，过去不合理的权力格局，造成的是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调整必然使一些人失去权力和利益，遇到抵触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要看改革者有没有对党的事业的担当精神，有没有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人们往往会把这种勇气的大小和改革成功有无希望直接联系起来。邓小平有这种勇气和担当精神，所以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从本届中央推进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人们也看到了这种勇气和担当精神。
说到舍弃，这也是一个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问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发展党内民主，实际上就是一场自我革命。从过去事无巨细包揽一切，到现在要变成有限政府，从过去号令天下、一呼百应，到现在变成服务型党组织、服务型政府，都意味着不能恋权，要放弃一些东西。没有对历史使命的担当，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就难以承担大业。
记者：您对党内民主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您认为推进党内民主的动力来自何处？
王长江：我始终认为，地方和基层的创新冲动，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强劲动力。之所以坚信这一结论，源自我对地方和基层党建实践的长期观察。大家知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各种挑战、风险和考验。地方和基层往往正是这些挑战、风险和考验的直接承担者。在政府公信力下降、党群关系紧张的情况下，首先遭遇不信任的就是地方党委和政府，那些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干部。发生群体性事件，受到冲击的也首先是这些人。这意味着，党的建设的状况，直接决定他们的生存环境。即使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着眼，他们也有强烈的改变周围环境的愿望，更不要说，那些对党忠诚、有责任感的，在地方和基层大有人在。从这一点上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年来在党内民主方面的许多探索和创新都来自地方和基层。这里面，不能说没有政绩工程的思维在起作用，但大多数创新还是真诚的、有水平的。对一个党来说，这种创新冲动非常宝贵，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加以呵护和肯定。
记者：您一直强调，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刚才您谈的是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对于推动党内民主的意义，您也强调要加强党内民主的顶层设计，请您就这个问题再深入地谈一谈。
王长江：既然民主不是一句话，也不是一种做法，而是一个系统，那就需要对党内民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的思考，在这个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未雨绸缪，有尽可能周全的应对方案。发展党内民主，本来就是为了推动民主有序发展。如果因为缺乏设计而变得无序，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这里面确实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认真探索。我举两个方面的例子。
例如，党代会常任制问题。对一个人数众多的政党来说，党内民主的主要形式必然是代议制。因此，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首选。在我们党内，不算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党代会常任制，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此起彼伏的党代会常任制尝试也已有26年，说明我们有比较强烈的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的愿望。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党代会常任制依然停留在试点阶段。直接原因，就是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如果发挥党代会的作用，那么，我们党是执政党，就等于党代会要起人代会那样的作用，那人大岂不真正成了摆设？反过来，如果党代会只研究党自己的事情，那还叫什么执政党？如果让党代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并且真正运行起来，那就必须建立常设机构，这些常设机构和党委是什么关系？和纪委又是什么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党代会常任制就不可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又如，党内竞争的问题。民主政治中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如何通过大家公认的程序和规则，把权力交到掌权者手里，实现“权为民所赋”。授权就要有选举，选举的关键是选择。多数人要把权力交给少数人，他们当然要选择让自己放心的人。什么人更能获得他们的认同？这就要有比较，就有被选择者之间的竞争。所以，有选举就避不开竞争。过去我们怕竞争，怕由此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使我们失去控制，于是把选举搞成了没有竞争的认可仪式，这显然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党的形象，必须下决心予以扭转。我们既然不选择西方那种政党之间进行竞争的模式，那么，允许党内竞争就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不过，如果真要在党内形成竞争的氛围，那就不是宣布一下就开始那么简单了。对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研究，防止可能的负面作用，给予积极的建设性的引导。例如，竞争应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才会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竞争会不会导致出现派别，如何防止党的分裂？所有这些重大问题，都事关党的未来，国家的未来，需要带着高度的责任感来设计和统筹。
（记者 戴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