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徐中振
今年7月初，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调研黄浦新苑自治家园，了解黄浦新苑开展社区自治的成功做法。自2009年4月至今，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组织专家团队，持续5年开展“居委会自治家园”项目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在居委会组织的功能拓展与机制创新方面形成了一定探索成效：通过“自治家园理事会”的平台，使一大批居民和文体团队参与到居委会治理结构和工作体系中；党支部、居委会加强了体制化、功能化的与居民群众的联系。群众参与不足和自治机制与能力缺乏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上海基层社区治理现状
当前上海市委开展加强基层建设专题调研，是深刻体现和贯彻落实党中央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战略任务在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领域的探索。上海基层社区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体现出几个特征：
一是从社会性领域考察：社区治理的群众基础和资源要素基本形成。经历了近20年的社区建设与发展，关系层面上，出现了由个体走向群体的变化；功能层面上，实现了由互助性到公益性的进步；组织层面上，体现了由自发活动社群到功能性初级组织的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的自主性意识和主体性骨干正在逐渐形成，各类群众性自组织的活动能力和涉及的事务领域不断提高拓展。
二是从行政性领域考察：政府支持与主导社区发展的功能体系基本完善。上海社区建设形成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体制格局；政府条线机构深入社区、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基本形成（如街道政务中心、网格化精细管理机制等）；城市基础设施硬件和社区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社区服务的几大中心和居民小区活动设施建设基本成型。
三是从市场化领域考察：形成了一大批中高档商品化住宅社区。不同于20年前的社区，此种类型的社区从对政府行政体系的“资源依赖型”转变为“资源溢出型”，基层社会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工作重心也逐渐转变为激发社区的丰富资源和参与活力，提升社区的组织化程度和完善治理体系。
但同时，在上海社区治理的体制结构、功能组织与运行机制方面存在三方面深层次问题，给基层社会的发展变迁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
一是一体化结构：我国“街道—居委会”的社区体制模式中，社区发展的资源主要依赖于行政性资源，社区自治组织往往形成对上负责的取向与应对考核的导向。在此条件下，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结构的分化格局被遮蔽，在居委会组织的体制运行特征中可以看到，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居民自治三个不同属性的体系，几乎被挤压搅合为同质同构的行政化体制，这是基层治理体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是全能型组织：突出表现为组织功能交叉、队伍身份重叠和自治属性弱化。目前居委会组织功能中，行政事务、服务事务和自治事务表现为5∶2∶1的比例格局。不同的功能领域应该形成不同属性的组织体系与成员队伍，必须改变居委会组织中行政化专职人员的单一队伍。
三是行政化机制：居委会组织的“任务”主要来自于上级街道和条线行政机构，工作方式主要是运用“政策”配置行政性资源，组织绩效主要体现为“考核”创优指标与奖牌。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和活力能力等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