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复杂国际形势，邓小平又清醒把握大局，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他这样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同时审时度势，提出“有所作为”，倡导打出上海这张“王牌”，以开发开放浦东等重大举措带动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局的发展，一举打破了西方七国联手对我实行的经济制裁，由此扭转了一时阴霾漫天的国际环境。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邓小平又在他辉煌一生的最后段落，以89岁高龄，继“南方谈话”之后，在1992年伏暑盛夏时节，全身心投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的编审工作。我们记忆犹新：他亲自审定每一篇文稿，而且抓得那样紧，那样细，终于完成了一部具有现实和长远重大战略意义的经典性著作，并且郑重地把它作为“政治交代”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当时邓小平高兴地说：“算完成了一件事。”他还在审稿过程中说过：“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
就是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艰难的创新实践基础上，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起来。如果再加上对建国以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近30年经验教训正式作出“历史问题决议”，那就还应当说，邓小平理论是以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93年，党中央作出郑重评价，鲜明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统一思想，坚定信念，积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并且号召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努力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遂即在全党范围首先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形成了具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对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热潮。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抓紧领导对邓小平理论学习热潮的同时，卓有成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成果，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关系国家、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今天使党和人民倍感振奋的是，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同志就南下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向伫立在深圳莲花山顶的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他说：“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他还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在这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沿着邓小平打开的全新战略道路，迈向新的高度。
历史的回顾，现实的发展，反复有力地表明：邓小平理论应运而起，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启动大变动、新觉醒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拥有这样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在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