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关键一招
邓小平理论是在大变动中应运而起的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还是由于面对中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这两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大变动，经过艰难战斗和深刻反思，而形成和确立起来的。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启动大变动、新觉醒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韦彦义（以下简称“韦”）：十年前，您在出席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和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开辟》，其中说到了邓小平的“两大贡献”，一是拨乱反正，二是改革开放。一个“承前”，一个“启后”；一个“继往”，一个“开来”；让我们记忆犹新，至今不忘。
郑必坚（以下简称“郑”）：邓小平的一生是辉煌的，而其中最辉煌的一段则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新起点的最后20年。在这20年中，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拨乱反正，领导全党正确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二是改革开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打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并在这个艰难战斗和伟大创新历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又应当说，没有邓小平，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至今还要在贫穷落后中挣扎苦斗。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到今天，贯穿于我们党全部指导理论的一条红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今天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即以邓小平理论为奠基、在新历史条件下创立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伟大的理论根源于创新的、战斗的实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还是由于面对中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这两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大变动，经过艰难战斗和深刻反思，而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在这里，没有什么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轻而易举，更没有什么一蹴而就。一句话，是在大变动中应运而起的。
我们可以先来看国内大局。最突出的，就是那20年中的两大历史关头。第一个历史关头，是上世纪70年代末，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当人们普遍束缚于“两个凡是”，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迷茫困惑之时，邓小平坚定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党和人民的思想大解放。由此而来的，是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是几年之内就从根本上扭转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局面，并由此启动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发展。
第二个历史关头，是10年后，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加上国际苏东剧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尖锐地摆到党和人民面前。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坚定不移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面对复杂情势，邓小平又以他一贯的坚定信念、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强调稳定压倒一切，随后又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个谈话，从根本上澄清了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一轮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再来看国际大局。最突出的，就是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提出和确立。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敏锐地注意到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发展。同时，注意到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和苏联在阿富汗受挫，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都未能实现。而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必定成为时代大潮。邓小平由此断言：“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而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正是基于这一重大战略判断，邓小平提请全党注意抓住难得机遇，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