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差异迫使现代大学体系必须为产生优秀智库学者而做出相对调整。笔者曾走访了十多所欧美大学，与相关研究机构谈论大学智库的建设，得到的回应出奇的一致：大学研究机构要么做学术，要么寻求机制突破，相对独立地做智库。
自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大学与智库界均出现了重大变化：一些大学明确部分研究机构的智库定位功能，取消诸多严苛与固化的学术限制，如不一定要在学术类期刊上发文，为引进优秀的智库学者放低门槛等等。逐渐地，一批优秀的、具有强大智库功能的大学智库出现了，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等等。与此同时，美国智库界的调整更大，很多智库直接取消了博士学位这一准入条件，不再给长期雇佣合同，研究内容以项目制为主，采取公司制的管理方式，等等。
上世纪70年代后，智库越来越成为了美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力量，甚至被称为继行政、国会、法院、媒体之后的“第五权”，也成为美国对外软实力的重要源泉，在国际话语权与外交博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在中国，最有可能培养智库学者的大学还没有做出足够多的调整，原有官方智库的改革进程还相对滞后，这使得优秀智库学者的数量远远跟不上中国发展的时代需求。
怎样才算优秀的智库学者
要培养优秀的智库学者，就要知道“优秀”的标准是什么？笔者根据自身的一些经验，简要阐述以下拙见：
第一，优秀的智库学者要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与现实关怀。不少年轻学者长期浸泡在学术思考与文献梳理中，对理论推演的兴趣远远高于对现实变化的关注，他们更喜欢宅在书斋或泡在图书馆里，更喜欢与同类学人交往。这样的年轻人可能会成为非常优秀的学院派学者或学术专家，但很难成为优秀的智库学者。智库学者需要长期保持对改变社会与改善国家政策的欲望，热衷于走出去与各类社会人员交往，对校园外的真实情况保持高度的敏感、兴趣与责任感。我常与院内的同事说，凡人只有一条命，即性命；优秀的人有两条命，即性命与生命；智库学者必须要有三条命，即性命、生命和使命。发自内心的使命感，是一名优秀的智库学者的必备个性，也是推动智库学者孜孜以求、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的根本动力。
第二，优秀的智库学者要有极强的政策研判力与全球视野感。政策研判力是智库学者的必备能力。智库学者应善于研读各类政策文本，再结合现实问题，寻找到研究方向与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优秀的智库学者必须从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中寻求政策改善的各类方案，尤其是对宏观政策的研究，更是要注重全球变量。比如货币、利率、证券等，看似都是纯国内的金融议题，但如果不考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各类因素，很难得出一项可行和准确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