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四大关系
改革就是要使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
习近平在今年2月专题研讨班讲话中还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它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在我看来，这个宏大工程中有许多重大关系要处理好，其中四个关系更要把握好，而邓小平对这些关系都有重要论述。
一是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政府的权力要用来为人民服务，为公众谋利益。邓小平指出：改革就是要使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2012年12月，习近平讲话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就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2013年11月，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我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必须解决好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关系。
二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个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邓小平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当然，民主的具体制度和形式多种多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采取的人民民主制度，既有选举民主形式，也有协商民主形式。如果说选举民主是民主制度的一种普遍的基本形式，那么协商民主则具有深厚的中国特色。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培育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运用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拥护的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大对协商民主作了理论提升，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但这绝不是否定选举民主。邓小平既充分肯定政治协商制度，也非常重视选举民主制度。他谈到大陆的普选问题说：目前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这就是说，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是加法关系，不是以一个代替另一个的减法关系。以选举民主来否定协商民主的作用，或以协商民主来否定选举民主的价值，都是背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导向的。
三是集权高效与分权制衡。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邓小平认为，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准则，有利于人民充分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集权与分权是集中与民主在权力配置上的表现形式。既然如此，集权就不应否定分权，不应当把集权与分权作为绝对对立的两极。事实上，集权与分权是一对矛盾，两者相辅相成。集权高效，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是权力过分集中也会带来各种弊端，乃至走向它的反面。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尖锐地批评了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特别是批评了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把手而变成个人独断专行的现象。“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分权。在经济管理上中央与地方分权，给农民和企业以充分自主权。在政治生活中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经济制度的分权已不成为主要矛盾，但政治体制的分权问题还需进一步完善。西方的“三权鼎立”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但“三权鼎立”不是分权制衡的唯一形式。我们一定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前提下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权制衡体制和机制。现在调整纪委和党委的干部管理权限，加强权力的垂直配置关系，就是党内分权制衡的一种形式。一些地方的省市地委书记不兼任该地区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一种分权形式。在对国家层面的权力配置进行顶层设计时，也会探索出更加完善的分权制衡有效形式，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来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四是资源配置的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中的“计划”，代表的就是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就是指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手段。这就初步规范和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说，这是《决议》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即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理论突破。一个时期，市场经济发生的严重扭曲现象，与政府的错位、越位有一定关系。当然，发生扭曲现象，也有市场体系不完善、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为自由市场经济，不承认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的导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制约等问题。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对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怎样认识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规范到“笼子”里了，这是国家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