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国情，一切从国情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曾经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认识？
侯树栋：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历史上党内曾经主要存在着两种态度、两种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理论结合实际。教条主义有“左”的，也有右的。1930年毛泽东率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同“左”倾的教条主义展开斗争。毛泽东批评了唯书、唯上的思想，划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且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两句话，一个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一个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鲜明论断，同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抗战爆发后，如何组织国共合作的抗战路线，如何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打败日本侵略者，从理论上看就是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从军事上看，就是正确处理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的关系。为了从思想根源上批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泽东突出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报》：恩格斯曾作出一个著名论断：“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您如何看待这一论断的精神实质？
侯树栋：恩格斯的这个论断究其实质就是研究问题不要从本本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如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性演变，就必须包括现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重要的是从它们的联系中，即从总体上把握其特点和规律，认清其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就是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属社会主义范畴，二是这个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由此，邓小平理论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规律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当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进时，中国革命和建设就取得胜利；一旦脱离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严重挫折。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侯树栋：一是它要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二是它的内容必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所谓内容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升华为理论形态，实现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当我们遵循中国国情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制定的战略策略时，革命就会胜利前进；反之，革命就会遭受失败。说到底，就是是否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继承优秀历史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气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同时这必然涉及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了解中国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的现实。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侯树栋：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国情时，非常重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方面，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典籍涉猎之广泛，研究之深入，认识之独到，是世人所公认的。中国的历史是借助于中国的文化典籍而传承的，这些文化典籍引导了中国的民风、民俗，承载了伟大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优秀文化的批判继承，一方面是积极开掘这一文化资源，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为当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是有效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易于中国老百姓接受，并化作自己的思想和灵魂。马克思主义毕竟诞生于西方，要把它融于中国文化并使之在中国语境中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就必须实现一种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为例，我们通常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形成了它特有的一系列带有西方文化特点的范畴体系。毛泽东阐发这一哲学思想时，则使用了中国历史上“实事求是”这一概念。邓小平则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的根本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现在一提实事求是，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哲学的中国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侯树栋：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哲学的中国化，重点是两大问题：一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合一”的传统，以中国特色的“实践论”为题目，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二是，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并明确提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准绳，为我们贯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首先体现在《矛盾论》中，《矛盾论》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著作。其次是毛泽东把矛盾辩证法通俗化，提出了“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认为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以及矛盾斗争形式的对抗和非对抗等都应贯穿一分为二的精神。再就是他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把矛盾学说化作了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路线，提出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极大地推动了辩证法向认识论的转化，展现其实践性功能。
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特殊地位。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人心向背决定胜负、民可载舟也可覆舟、民贵君轻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并且提出了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归结为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这个基本矛盾合乎规律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