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中国在取信于周边国家政府的同时，还有积累在周边社会和民众中的高度权威。在周边国家民众看来，中国是一个天然的地区大国，自然就要具有大国的气派，不仅要在国家实力上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在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上也应有高度的权威，成为周边国家效仿的榜样。因此，中国周边战略规划不能忽视大国权威的积累，要通过自身建设和发展，发挥模范带头和榜样作用，赢得周边社会民众的尊敬和信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国应发挥负责任大国角色，主动让利于周边国家，为周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承担主持公道和伸张正义的国际责任。当然，中国的让利并不是单方面的，中国的让利应该与周边国家社会和民众的权威认同是相匹配的，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确立起周边秩序的良性循环。
打造周边外交新高地
新时期，在亲、诚、惠、容的新外交理念指导下，中国要把经略周边放到提升中国战略信誉和权威认同上，放到构建地缘网络上，在牢牢把握地区共同利益基础上，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和发展规划的对接，把重心放在经营功能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和制度网络上，运用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资源，构建中国周边外交新高地。
一是推动周边互联互通。在中国周边地区最具有政策免疫力的网络是各种功能性网络。此种功能性网络要么是技术发展的需要，要么是经济和社会交往扩大的结果。比如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地区国家要想不被孤立于地区之外，就要顺应技术的发展迅速入网，搭建一个网络化的技术公共平台。电话接入网络、移动信号网络、电视信号落地网络以及互联网络的发展，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网络化革新的重要标志。
还有些网络是源于经济和社会交往扩大的必然结果，诸如金马泰跨国旅游的发展，就必然要求在旅游服务、酒店、通讯、货币兑换、警务管理、航空控制等、海关等领域迅速商谈网络和据点建设的细节，保持经济和社会交往的顺利进行。近年来，中国同亚洲国家人员往来人数屡创新高。在中国内地公民出境十大目的地中，亚洲国家成为除港澳地区外的首选。我国成为越南、蒙古国等国最大游客来源国。来华参观上海世博会的外国游客中，韩国和日本人数位居前两名。如此庞大规模的社会往来规模，没有强有力的功能性网路支持是不可能的。面对此种密集的功能性网络，所谓的军事同盟、地区安全框架、军事演习的效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推动中国与周边互联互通是经略周边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国为周边国家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
二是推动周边经济整合。与日益过剩的功能性网络相比，中国和周边地区的经济网络可谓潜力无穷。据中方统计，中国已成为朝鲜、蒙古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尼、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亚洲国家投资持续增长，中国已成为朝鲜、蒙古国、缅甸、柬埔寨等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地。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多年来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如此规模庞大的经济流量，不知维系着多少企业合作网络。所有的经济网络都以互利双赢的逻辑每时每刻被编织进全球化经济网络中。不管国家存在多少纠纷，财经、商贸、投资和金融的相互依赖程度却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繁荣，产出惠及数十亿民众的生活幸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和周边地区有没有矛盾，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利益，两相比较，谁更重要，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因此，中国要以自贸区建设和“一路一带”建设为抓手，切实推动双边自贸区和亚太自贸区，将亚洲经济整合这篇大文章做好，周边地区的未来就一定是光明的。
三是构建命运共同体。有经贸往来就必然伴随社会交流，有社会交流便必然会产生跨国社会网络。在中国周边国家，上千万华侨侨居他国，有的还建成了在当地富有影响的华人社群。近年来，中国与亚洲国家人文交流活跃，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内容更加丰富。各种“国家友好年”、互办“中国节”和“印度节”、中国绘画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络绎不绝，在当地引发一股“中国文化热”。此外，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派遣留学生数量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动和频繁的智库二轨外交，都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交流的重要载体。比如东盟各国思想库联合组建的的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ASEAN-ISIS），亚太20个国家联合组建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民间思想库联合成立的东亚思想库网络等举办的政策论坛活动，就非常有影响。
除了积极的社会网络之外，恐怖分子、贩卖武器者、洗钱分子、贩毒分子、拐卖儿童这和知识产权的现代抢夺者都是通过社会网络运作的。在金三角地带活跃的贩毒网络，在中亚地区盘踞的恐怖主义网络，在东南沿海肆虐的走私网络以及海盗网络等，都在以网络社会的方式运行着。这些社会网络成为地区各国共同的挑战，迫使政府治理部门也必须采取网络化的应对方式，不仅外交和行政部门如此，立法和司法部门亦是如此。要推动多渠道的交流和沟通，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开辟中国周边外交的美好未来，使中国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四是构建亚洲地区秩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地区的制度网络环环相扣，除了叠加数不胜数的双边制度网络外，还逐渐构建起了一个区域多边制度网络。这个多边合作圈起自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倡导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向下延伸，则是正在磋商与推动中的“中、印、俄三边战略伙伴关系”；再往东，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l+10”和“10+3”机制；再往北是关于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中日韩首脑峰会，还有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清迈倡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盟地区论坛。除此之外，不少国家还在不停地出台着各种各样的地区合作构想，比如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澳大利亚的亚太共同体、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可见，中国周边地区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太多已呈现过剩态势，很多制度大多是“小问题不愿解决、大问题无力解决、新问题无人解决”。如此高不成低不就的多边制度网络已经难以称得上是“有效的多边主义”。提高多边制度的有效性，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有效舞台，将是今后周边战略的一个支柱。
可见，中国周边地区网络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权力结构压力，使得该地区除了传统的国家地缘政治之外，还产生了地缘经济、地缘文明、能源的地缘政治、大众传媒的地缘政治、企业的地缘政治等众多网络化地缘结构。尽管这一结构目前还不能说完全取代或抵抗传统的地缘结构，但无疑这些网络结构的出现为传统地缘战略注入了新的因素，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都不得不重视这一空间及其战略后果。基于这一地缘战略新视角，亚太地区在中国战略日程中的战略价值急剧上升，中国如何通过外交规划实施地缘战略突围，将是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的战略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