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开始十年“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路线盛行。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受到严重冲击，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
这一阶段是新中国周边国家外交战略形成阶段。以新中国成立为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在长达近三十年时间里，在这个阶段又可以前十七年为第一个小阶段，初步形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周边外交战略。在这一周边外交战略指引下，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了崭新的发展。文革10年及2年徘徊为第二个小阶段，由于国内政治路线发生重大转变以及国际形势的复杂冲击，文革期间新中国政府对和平外交战略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把握有些动摇，和平共处周边外交战略执行的有些变形。不过从整个阶段来分析，新中国外交还是以和平外交战略和和平共处周边外交战略为基本战略。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开始后（1978年12月）—中共十四大召开（1992年11月）。这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中国后周边外交的第一个时期，新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特点是重新确定和平共处周边外交战略等。这一战略表现在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还是以政治关系为主。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全局性的转折，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代。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同时国际形势也有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外交战略需要根据国内工作重心转变而改变。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年全党全国关于外交政策的大讨论，到80年代中期实现了外交战略调整。新中国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确认为中国外交的总战略。这是对新中国前30年错综复杂对外关系史上经验与教训的宝贵总结。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来说，任何情况之下独立自主都是最重要、不可动摇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最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总战略指引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次被确定为同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关系的外交战略指导。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布的和平外交路线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之一为：中国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③
从改革开放开始后至中共十四大召开前的14年里，中国在周边外交战略指导下，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逐渐摆脱“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政治路线造成的负面影响。首先，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初因苏攻美守争夺世界霸权，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组建一条包括美国、日本、中国、西欧及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又称“一条线”）战略，改变了以苏划线的外交政策。
其次，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逐渐正常化。中国和建交国中的朝鲜、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关系很好，和缅甸、老挝、蒙古关系正常。在因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冰封26年之后，1988年12月印度政府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而宣告中印关系正常化。经过多年努力，1989年5月，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为标志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和越南的关系曲折一些，1979年2月短暂的中越边界反击战后，双方在边界时有军事交火发生。但越南当局搞地区霸权主义和反华活动不得人心，也损害了本国利益。1991年底冷战格局结束后，在内外交困下，越南最高领导人杜梅等到中国与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实现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
第三阶段：中共十四大召开（1992年10月）—中共十八大召开（2012年10月）。本阶段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周边外交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新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和之前两个时期相比，有了重大发展。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到“促进共同经济繁荣”的“经济外交”战略，从双边关系扩大到周边地区国家整体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先有“六·四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封锁制裁，中国为打破封锁而努力，而后1991年11月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影响世界近半个世纪冷战结束。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十四大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次大会为中国经济腾飞带来强大动力，使中国经济规模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第10位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世界第2位。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壮大给中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战略与实践带来深刻影响，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内涵更加丰富。例如冷战后，中国提出了“促进共同经济繁荣”，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进一步提高，其广度、深度都有发展，从双边国家关系发展到整个国际社会。中共十六大之后，在中国外交总战略集中表述为“和平、合作、发展”，突出了“经济外交”这一内容。200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第一次经济外交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