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同样理念确立的欧洲第二支柱—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也始于这一时期，其更加体现了两国领导人的远见与魄力。战后初期法国最担忧的仍然是当时西德重振军备计划，因为这无疑触及到了它的安全底线。在过去80年间法德两国进行了三次战争的较量，法国民众不仅遭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在被占领的情况下蒙受了亡国之痛。戴高乐在二战结束前后曾多次强调，法国必须参与战后任何有关决定德国命运的讨论。针对当时西德政府游说美国允许其武装军备的做法，法国人只能在道义上提出限制德国重新武装的要求，使其不致威胁到法国安全以及战后欧洲的现状。被称为舒曼计划在军事上姊妹版的“普利文计划”就是对西德重振军备要求的直接回应。就法国而言，“普利文计划”意在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同时又起到了制约西德的作用。然而，该计划最终被法国议会否决，西德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北约组织以及后来的西欧防御机制。1952年5月27日，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及西德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而在前一年（1951年4月），这六个国家因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联营协议而被誉为欧盟始创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德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共同防务开启了两国正式走向共同安全的关键步骤。
探讨战后法国外交与法德和解的演进，戴高乐总统及其特殊作用是必须提及的。虽然他在青年时代就痛下决心恢复法国在战争中失去的大国地位并重振法兰西民族历史之荣耀，但是他一直主张与其他国家建立一种“缓和、谅解与合作”关系。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开始挑战美国的霸权政策，但与此同时，他强调法国并非意欲脱离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大西洋联盟。戴高乐致力于发展法国独立的核武器力量，但他同时指出核武器并非针对某一具体国家。鉴于联合的欧洲应该以法德和解为基石，1960年戴高乐积极推动欧洲政治一体化。1973年欧共体九国首脑在巴黎举行会议，声明决心在70年代末把欧洲共同体建成“欧洲联盟”，以加强政治与经济的联合。这再次表明，历经几十年的挑战与探索，法国终于能够冷静地看待自己的昔日辉煌与他国的奋起，并把目光投聚到符合时代潮流的荣誉与责任上。
结语
回顾近代法国外交及其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演变，可以说，法国人在追求大国荣誉与国家利益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近60年时间法国才得以明确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应该遵循的政策，其中有些值得思考。
在国际层面，法国不仅拥有先进的核打击力量，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无论是出于历史记忆还是对现实利益的考虑，法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决定其很难远离国际政治。尽管如此，自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之后的国际形势意味着法国难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甚至都不能跟新兴的“金砖国家”竞争。法国人知道，如果他们再继续推行“欧洲人的欧洲”的信条，不仅不合时宜甚至有些自欺欺人。与此同时，若是法德两国把精力集中在各自安全、国家利益或复仇上更是危险。故继续深化欧盟内部改革并进行有效治理似乎是欧洲国家当务之急。
在欧洲层面，法国显得更加踌躇满志。从一开始它就期待着“一个比较统一的欧洲至少可以影响美国在事关欧洲重大利益问题上的决定”。但欧洲本身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虽然欧洲民族主义中的极端思潮受到谴责，但是它在欧洲政治中比在跨大西洋关系上表现得更为顽固。由于欧盟成员国的复杂关系，达成所期待的共识已经日趋困难，欧盟成员国存在的关于战略问题上的日益明显分歧。庆幸的是近几十年来，法德之间的合作与磋商，包括在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上的共识在进一步深化。自戴高乐之后的法国历届政府均没有意向甚至能力改变以缓和法德关系为基调的战后外交政策。这并不是因为法德特殊关系简单地高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来往，而是因为法国人领悟到，若是与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处于长期的对抗或紧张状态，法国追求欧洲大国的政策将会一事无成。的确，法国几乎没有余力或机会去领导甚至管理欧洲事务，也根本无法分化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当今的法国虽为北约成员，但绝非美国的模范盟友，其表现与比戴高乐时代相比，并未有根本上的改变。
展望未来，法国对外政策仍然会随时代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但是巴黎政府不会放弃与德国和解为基石的外交政策，更不会要求改变目前国际社会的结构。面对自己乃至整个欧洲失去了昔日强势的事实，在极力维系其目前世界地位的同时，积极探索与其周边国家保持稳定和睦的关系才真正符合法国传统奉行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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