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15年以来，无论是法国王朝还是资产阶级政府均奉行避免挑战英国这一底线，而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纷杂的欧洲大陆政治中，寄望早日结束维也纳体系对法国的限制。但是，领导法国完成这一使命的却是热衷追求荣耀同时又缺乏战略胆识的拿破仑三世却在20年间使法国再次从共和制变为帝国，它的对外政策逐渐疏远了英国也得罪了俄国；此外，拿破仑三世狡诈多变的做事风格让奥地利、普鲁士乃至意大利独立党人对其存有戒心。拿破仑三世在欧洲政治家眼中缺失了应有的政治与人格上的信誉。这是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蒙受空前屈辱的主要原因，也是法国从此失去支配欧洲事务的转折点。历史上形成的优越感太容易让法国人轻率地用自己的思维判断自己的潜在对手，而不曾理性地思考法国的实力到底怎样，真正的盟友在哪里；假如一旦陷入危机，谁是法国可以借助的力量。这些恰恰是欧洲经典外交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相比之下，当时德国政治家俾斯麦却能够在欧洲大国的纵横捭阖中追求有限的国家利益，并同时考虑到其他邻国可能产生的担忧。
显然，法国人不会轻易接受这次历史命运的安排。当俾斯麦缔造了一个统一的德国时，也意味着催生了一个志在复仇的法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甘邦兄弟为代表的法国新一代外交战略策划者能够审时度势、务实稳妥地促成法俄同盟与英法伙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英法俄之间的准同盟关系。这不仅摆脱了俾斯麦在外交上对法国的孤立，而且与英俄达成的协约国关系足以抗衡德意奥同盟，欧洲的均势基本上得以恢复。
与法国取得的外交成就相比，这一阶段德国政府的言行却表现得轻率专断。为了维护它在欧洲获得的优势地位，德国领导人在显示他们强势的同时，常常把自己政策或判断上的失误归结于对方不能够理解德国提出的合理索求。坦率地讲，此时法国的联盟政治意在遏制德国，而由此形成的对抗性军事同盟最终在1914年相撞在一起，导致了人类史上的空前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法国而言，这场战争是它自1815年以来首次以主要战胜国的身份再现欧洲政治舞台，其意义可想而知。但就欧洲而言，这场战争无疑使其失去了支配世界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更让人们开始质疑欧洲文明及其它成熟的外交理念与机制是否具有普世性。
一战并没有解决欧洲国家之间的深层问题。相反，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没有从历史经验中学会如何避免再犯错误。在短短20年里，欧洲和平再次被更大规模、更残酷的战火所吞噬。其中原因固然复杂且有争议，但是与法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坚持的苛刻要求以及战后出现的欧洲局势密切相关。尽管《凡尔赛条约》中的相关条款对德国实施了惩罚，但是相比德国在物质上与心理上的优势，法国仍然难以单独挑战它的邻国对手。
然而，最令法国难堪的是一战后严酷的欧洲现实：战败的德国锐气不减战前，并且有能力改变战后的欧洲秩序；战胜国却因损失惨重而畏缩不前。在随后20年间，法国为了确保其战胜国地位必须依靠英国来维系欧洲秩序。它在外交战略上的优柔寡断最终导致巴黎政府丧失了应有的大国主动。当英国对德政策转变为“绥靖”时，法国虽然心怀不满但也只好接受。这样，法国追求自尊且又缺少自信与自立的状况助长了纳粹德国铤而走险。二战的爆发部分责任可以归咎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但是英法两国领导人为了一时的苟安而纵容了意在推翻现状的侵略者。虽然1945年法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其国力却是近代史上最虚弱的。无论是压制德国还是遏制苏联，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其他国家都难以胜任。
追求集体安全与共同发展
自1870年以降，法国安全的主要隐患一直来自德国，这也是导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为此，战后初期法国对德国的政策十分明确，即遵循传统的地缘政治，尽可能地肢解德国领土、监控德国经济、限制德国复兴，同时在外交上对其孤立。显然，法国意在成为重新组建的西欧防御体系的实际领导者。不久，法国不得不修改它的最初设想。
随着“冷战”在欧洲的逐步展开、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定重新武装西德，并将其划归大西洋联盟指挥。毫无疑问，安全总是国家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特别是法德两国长达80年的敌视状态难以在短期内化解。面对德国经济复兴、重新武装的要求，法国是根本无法阻止的。二战严重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实力，法国当局没有可供实施的具体战后计划。事实上，战后法国无论是恢复经济还是维系海外殖民地都急需美国的援助，而华盛顿政府急需扶植一个强有力的西德。这些因素促使法国反思如何改善与最大邻国的关系，当时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以及知识群体主张通过推动欧洲集体安全来解决长期备受困扰的法德关系。
法国提出的第一个应对措施就是“舒曼计划”。当时积极推动这一计划的群体中，让·莫奈与舒曼是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鉴于战后的经济复苏与政治稳定为欧洲国家共同的当务之急，让·莫奈从地区层面而非国家层面的实际需要出发，提议通过具体有效的步骤从煤钢领域入手。考虑到当时以阿登纳为首的西德政府坚持平等地位之要求，法国外交部长舒曼认为，“为了使德国接受对其主权—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在恢复给它—的限制，如果我们要让德国接受这些限制，我们就必须为之树立一个范例。”这个“范例”就是法国也接受同样的限制，1950年提出的大胆而富于想象力的“舒曼计划”体现了这一思想。该计划建议把法德两国的煤钢工业置于一个“超”政府权力的联合行政与技术部门的监管之下。对此，西德政府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认可法国对过去历史问题采取的宽容态度，故称“舒曼计划”为推动战后法德和解的基石并不为过。
众所周知，法国人提出“舒曼计划”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双边经济合作来监控德国经济发展的趋向，从而能够防止未来德国把煤钢生产秘密转为军事用途。后来实践证明，让·莫奈、舒曼等老一代政治家的胆识与战略眼光不仅有效改善了法德两国关系，而且对后来欧洲一体化的意义非凡。随着法德等国之间贸易壁垒的危险大幅度减少，从而为协调各成员国间的共同农业与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1957年通过《罗马条约》建立了共同市场、1992年欧盟的诞生等成就应该追溯到欧盟第一支柱—共同农业与经济政策—的发展与建设。
